［中图分类号］K25;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2-0043-06 “元、角、分”体系（简称“元”体系）形成于清代乾隆时期，20世纪上半叶成为我国的法定货币单位。其由来如何？至今缺少研究。（注：根据笔者的了解，一些综合性的货币史著作虽涉及“元”的出现，因其不是重点，皆一带而过，未曾深究。日本学者百濑弘的《清代西班牙银元的流通》一文曾提到“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迄今为止，只有金德平《论我国主币单位“圆（元）”之由来》一文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探讨。但金文的史料太少，仅限于粗略的描述，关于角和分则无史料，全凭语言学的分析。）本文拟结合我国币制的近代化过程，论述这一体系形成的背景和确立过程，同时涉及“块”、“毛”等货币单位俗称的出现。 一 “元”体系的形成 “元”体系是中外货币制度碰撞、交流的产物。 明代中叶起，中国的货币制度进入银两、铜钱并用阶段。铜钱为国家铸币（明清两代称本朝官铸钱为“制钱”），计数单位是“文”，辅助单位百、千（或串、吊、贯）；贵金属货币白银由民间自由铸造，称量单位是“两”，辅助单位有钱、分、厘……故称“银两”。“银两”属于落后的称量货币，重量、成色不统一，“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1](p691)。因此亟需一种重量、成色统一的计数银币。舶来的外国银币正好填补这一空白，从中孕育出新的货币单位——“元、角、分”。 明清两代，我国所需白银基本来自海外。明代，西属美洲的里亚尔(Real)银币即从吕宋（菲律宾）输入。它是手工铸币，形状不规则，大小、轻重、厚薄不一，只能凭重量、不能凭个数流通[2]。1661年，英国率先用螺旋滚压机铸币，很快推广开来。17世纪末，欧洲人将新式银元输入中国。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数以亿两计的白银流入我国，大都是机制银币（俗称番银、番钱、洋钱）。18世纪中叶，西班牙银元中的加罗拉币（俗称本洋、佛头）在各种洋钱中占据上风，到世纪末已是中外贸易的标准货币了。它的主产地是墨西哥总督造币厂，主币（Peso，相当于8个Real）重417英厘（公制27.02克），约合中国的库平7钱2分，成色90%。另有几等成色较低的银辅币。从（英）东印度公司的记载看，输入我国的绝大多数是Peso，辅币很少。 洋钱来到中国，先被当作银两称量使用，或被改铸。在洋钱流通较多的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试验，人们觉得机制银币重量和成色标准化，形制统一，不必“较成色之高低，称分量之轻重”，凭个数计值即可。洋钱遂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新因素：异于称量货币银两的计数银币。因其圆形，人称圆（简写为员、元），并将这作为洋钱的计算单位。 “元”的称呼可能出现于18世纪初期。雍正六年(1728)泉州黄氏家族的一份契约即有“员银一百八十两九城驼足”的写法，但计值还是用“两”[3](p82)。此后，以“元”计值首先在闽台和广东一带流行开来。在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雄《新建明伦堂碑记》的35条捐银记录内中有13条用“两”，其余22条皆用“员（圆）”[4](p68)。无独有偶，当年刊印的《台湾府志》卷十三《风俗一》中也能看到作婚礼聘钱用的“番银……圆”。在福建沿海，乾隆三十三年(1768)晋江刘暹一案中，刘父“许给黄氏番银一百大圆”，“向蔡耀银店借出番银一百大圆，先交黄氏十大圆”[5](p686)。看来当地早就通行“番银”计元定值了。此时，“元”也在福建内地通行。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德化县因“地处山僻，纹银难觅”，规定契税征收“照收钱粮之例，每番银一员，折纹银六钱二分”[6](p358)。可见此前这里已经计“员”纳税。在广东，“岭南一大都会”佛山的房地契约最晚从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开始大量地用“元”为货币单位[7](p487～504)。1779年，（英）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文件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银币变成通货；由于方便之故，而获得虚拟的价值。”[8](p363)所谓“虚拟的价值”，指洋钱的市价超过实际含银量。这只有在计枚定值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乾隆后期，新货币单位“圆”在闽广地区普遍使用。“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凡荷兰、佛郎机诸国所载，每岁数千万圆计”[9]。外贸记账单位也受到影响。1786年2月24日，（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训令说：“不赞成近来流行付给商人的银元按个数计算，而不以重量计算的办法。”[8](p593)过了6年，它最后一个服从潮流，承认“按个数计值是优越的，因为它的方法简单，能力最平常的人也可以做到”[8](p627)。“圆”替代“两”，成为外贸记账单位。后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额正是以“圆”计算。 闽广是洋钱的直接输入地，海外白银输华的目的是购买中国土产，很大一部分将继续向北流动。因而，长江下游地区的货币流通格局也逐渐被洋钱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