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地区曾涌现出一大批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的茂、福、申新集团；郭乐、郭顺兄弟经营的永安资本集团；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刘鸿生经营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严裕棠、严庆龄父子经营的大隆棉铁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经营的永泰制丝集团，等等。这些资本集团的组建除了生产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设备、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外，还具有超越企业微观利益的中观调节功能。本文试对这一功能作一简单阐述。 1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1]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总可以分成许许多多的系统，每一事物都存在着大系统、中系统、小系统，中系统发挥着“中介”作用。就社会经济范畴而言，显然不仅仅存在着宏观与微观之别，还存在着一个中观层次，正如钱学森所说：“从系统学来看，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只不过是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三个层次结构”。[2] 一般说来，宏观经济由国家政府来调控，微观经济则由单个企业自身来经管，但一定地区与一定时间内的生产布局，小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某一地区以内的生产要素调配与社会资源的合理运用，这些事务在近代既不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又超越了单个企业的微观权限，只能依赖大资本的中观调控。正如拉法格指出的那样：“它们把不同类别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以便确保自己的企业能够得到原料和销售其产品。它们取消竞争，科学地组织生产，以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3] 中观调控实际是一种较大范围内数量较多的企业之间进行的协作，资本集团为这种协作准备了充分条件。马克思指出：“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和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4] 资本积聚达到较大的规模以后，势必要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金、劳动、原料、技术甚至管理经验进行综合调整，以达到最优配置与最优组合。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5] 在近代市场经济中，江南地区的资本集团充分运用了“看得见的手”，对一定区域内、一定行业内的产品市场与生产企业进行人为的调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6] 2 社会的进步，首先要求物质生产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是扩大再生产，但就其具体的企业而言，由于各个企业的设备先进程度，工艺技术的创新和效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管理者和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信誉等方面的差异，各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千差万别，有的企业能连获巨利，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有的企业仅能勉强维持，而有些企业则出现亏损，生产呈现萎缩之势，甚至沦为破产出卖的境地。1931—1937年中国纱业跌入低谷，荣德生经营的申新三厂、 刘国钧经营的大成纱厂始终处于兴盛状态；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09—1919年的10年里，资本从9万元扩大到1500万元，在1920 —1930年的10年里，资本一直维持原规模未变，1931 年以后， 资本竟萎缩为1125万元。 同时，近代中国企业的命运受国家政策、外商竞争的影响非常之大。在国家政策转变，由压抑变为扶持企业时，或外商的竞争压力减轻时，往往会造成中国企业的一窝蜂、一哄而上的局面，这给中国工业创造发展高峰的同时，也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混乱，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并由此产生严重浪费，企业的设备与技术更新难以保证，极大地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近代不少企业的上马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时人甚至把盲目投资看成阻碍中国生产发展的首要症结。[7] 企业的盲目创办、企业的兴衰成败，必然要带来企业的出卖与收买，带来兼并与被兼并情况的发生。那些盲目投资造成亏损的企业因无力、无意经营而力图甩出包袱，那些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则力图扩大规模，满足其追求更多更大利润的欲望。 以往学术界比较注重的是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现象，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弊端加以鞭挞，而没有看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作为本质的经济效应，即大企业兼并小企业所带来的对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没有看到一哄而上的众多小企业对产业结构与社会生产的负面作用。刘鸿生指出：“盖吾国各种国货事业，类多因陋就简，向无大规模之组织，而又习于摹仿，惮于创造，狃于近利，忽于远图；一业中，惟知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竞争倾轧不已，势必一再跌价，恒使成品价格低于成本。于是出品愈劣，销路愈窄。资力薄弱者，受此激荡，停顿倒闭无论矣；即规模较巨，出品素优，本足与舶品抗衡者，蒙此恶劣影响，亦惟有挣扎支撑，勉图自保”。[8] 这种情况若任其发展，也就谈不上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现代企业组织的角度来看，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把产品相同、工艺相近的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组织起来，集中使用资金，调整技术力量、设备和劳动力，进行专业化改组和联合化生产。兼并的结果是促进企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最佳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