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4)06-0014-05 随着封建地主制的确立与形成，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是，对其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在认识上则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当时商品经济有突出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表现为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以产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1]。但更有学者认为：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比先秦发达，但充其量是简单商品经济。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只能充当自然经济的婢女。不同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他们指出：对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宜估计过高，这时的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2]。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对之应作何等评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观史实，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和先秦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的主要表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数端： 首先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这和商品流通有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各地之间已有较多的商业交往。当时的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3]，不同地方的物资，确实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流通。但由于受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其时的商贸往来主要是限于中原地区。时至秦汉，随着国家统一、关梁开放、交通开辟，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增多，市场广度空前扩大。当时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样是商人活动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之间也有汉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4]（卷129《货殖列传）。由于东南西北中的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流动。其表现是：北方向南运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毡、毯、裘皮、筋角等；南方向北方运的商品，有犀牛、象牛、翡翠、瑇、瑁、珠玑、楠梓、黄金、锡、铝、丹砂等；东方向西运的商品，主要有鱼类、海盐、油漆、蚕丝等；西方向东运的商品，有竹木、旄牛、玉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乃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回外地的方物、特产。至于周边各族如西域、匈奴、羌人输入内地的商品，有名马、骡、驴、骆驼、毡裘、狐皮等；内地输出的商品，则主要是铁器和丝绸等。可见，秦汉时期，各地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明显扩大。 商品交换的主体，除商人外，广大“编户齐民”，特别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更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市场大量出现；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实现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进行经济运作的必然要求。三是豪商、高利贷者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记载可证，于此暂可从略。 特别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期，商业形态多样，商品流通渠道亦有了很大拓展。当时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如：秦有“官府市”，官府常将剩余物资或陶汰的旧物等在市场上零售[5]。汉初也然，如据《二年律令·金布律》称：“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又规定：“官为作务，市受租，质钱，皆为缸，封以令……”。手工业产品出卖的钱，必须“辄入钱缸中”[6]。到汉武帝时官府从事的商业活动更有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就是例证。官府不仅直接进行盐、铁的产销，还策划贩运业与屯积商业。尽管官营商业是国家操办的，其出发点和私营商业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为了牟利。但其商业形态或商品流通方式是大体近似的。就是说，不论官营商业抑或私营商业，实际上大都存在着直销、贩运、列肆或肆店等商品流通渠道。大量史事表明：汉时既存在自产直销的商业买卖活动；更有利用地区差价，贩贱卖贵的贩运商业；在全国各城市还有为数众多的肆店商业。这各种商业形态的发展，都为商品交换，互通有无，提供了方便。 秦汉时期，不仅商品交换的空间扩大，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普遍，商业形态多样，而且商品流通量也比较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有关汉简资料，当时商业行业不下二、三十个，商品种类多达三百种以上，而营业额也动辄以百、上千乃至万数为计。在“通邑大都”，一年出售“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此亦比千乘之家”[4]（卷129《货殖列传》）。可见，当时商品流通量相当之大。所有这些都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我们对此确乎不容忽视。 其二，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市场的发育水平是衡量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又一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代，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稍大的市场。如齐国的都城临淄有“大市”、“中市”、“右市”，燕国的易都有“左市”[7]等。这些都会市场，虽然可以解决民间物资匮乏、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的市税收入等多种功能，但其规模和发育水平却不可和汉代相比。 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发展，交换频繁，各级市场蓬勃兴起。从京畿到郡国涌现了多层级市场，还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大的都会市场。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