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0)12-113 所谓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即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以此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在21世纪最初10年尚未完成工业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19046434人，其中农业人口934707073人，占70.9％①，表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并没有得到有效转移。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工业化初期是指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在中国兴起的时期。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于中国的企业，简称外资企业。 中国工业化是在外国产品、外资企业进入后才起步的，由此不可否认在中国工业化初期FDI对中资企业的创办、经营等，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②，这种溢出效应既包括了FDI在投资国形成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也包括了中资企业积极主动地模仿、学习以及创新的各种活动，即模仿学习效应与竞争效应。本文以近代上海为研究的时空范围，基于近代上海是FDI投资规模最大、国别最多的城市，也是中资企业最为集中、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中国工业化早期或新兴行业创办初期，FDI对中资企业的示范、推动作用及正外部性，在上海得到了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近代外商直接投资或外资企业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发表了大量成果。最早开展研究的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双聘教授雷麦(C.F.Remer)，1930年他向在华外资企业发出数以千计的通讯调查表，同时亲赴各通商口岸和英、美、法、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核实，并参阅其他诸多相关材料后完成《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既有对外资在华企业投资的总量分析及外商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关系的论述，也有国别细分研究，是一本兼具历史资料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的重要观点是“工业不发达国家，其特性即为缺乏资本”③，而近代中国资本显然是十分稀缺的资源，在他看来“中国本国内不会得到大宗的资本，而其社会组织又使它不易在海外得到资本。所以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外人投资”④，即外商投资对于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学术界普遍将近代外国投资定性为经济侵略，即“侵略论”，如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专题即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汪敬虞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指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工业企业，不但榨取了最大利润，还“对中国的民族资本进行直接的政治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⑤何均认为“帝国主义资本在旧中国所起的消极作用比积极作用大得多”，“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作用，旧中国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进”。⑥此类观点可以概括为“压迫论”“阻碍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商投资具有双重作用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即“双重作用论”。姜铎认为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近代工商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行，它对稍后发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客观上起着带头、示范、开风气之先和准备技术力量等作用”；但又是代表外国资本的利益，“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直接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对此双重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宜简单否定。⑦杜恂诚在对日本在华投资进行总量估算、分阶段、分地域及分行业详细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民族资本存在对立与依存的关系，其中对立是主要的，依存是次要的。⑧他进而指出：“只有在两国关系平等的前提下，外资才会同时对投资国和被投资国产生好处，否则就会损害被投资国的根本利益”。⑨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通过对“资本、帝国主义在华作用的全方位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存在“给与拿、促进与压迫”的两重作用。⑩梁华基于所掌握的大量历史统计资料，通过深入的定量分析，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近代中国国内资本的竞争和挤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矿冶业，其中在矿冶业挤出的是官僚(国营)资本，在制造业(尤其是棉纺织业)挤出的是民族(民营)资本，即“挤出论”。(11)近年有学者通过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利润率以及民族企业不断发展等分析，认为“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的阻碍，而且还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12)，即“正效应论”。 国外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也对此论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运用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国内的主要观点不同，大多数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外国投资并非仅仅是经济侵略。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侯继明(Hou Chi-ming)首先对“压迫论”提出质疑(13)，继后他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现代化(1840-1937年)》专著(Hou 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中心观点是外资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中出现“中外企业持久共存的现象”，这主要由市场专业化及其分工所致，即外资企业以生产(优质)中高档产品为主，中资企业则多为(粗制)中低档产品，前者的消费对象为城市富裕阶层，后者多半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由于两者需求的交叉弹性很低，因此排除了中外资企业之间大量的竞争。美国密歇根大学费维恺教授则从外资企业投资地域限制政策角度，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论证，“由于外资非采矿企业都设在通商口岸，并主要在这些地方销售其产品，内地中国企业的存在，说明在华外资企业市场和华资企业市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既互相补充，又相互竞争。”(14)英国牛津大学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发展停滞，没有外力的冲击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15)。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亦持有类似的观点，中国工业化来自国外，“外部影响对晚清的历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16)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伯格(Robert.F.Dernberger)对近代外商在华投资的相关估算进行了修正，并就外商投资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最后的结论是“外国贸易、投资及不公平竞争优势对中国有消极影响，但不能抹杀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