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辨析16世纪前后的中国城市经济形态性质及其制度方向的意义 中国16世纪前后（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的性质及其制度方向所以成为引人瞩目的问题，稍远的原因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为了证明毛泽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定，发表了大量论著，分别从宋以后农业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经济提供的支持、16世纪前后城镇手工业规模的发展、工场雇佣制度的建立、商业流通的拓展与繁荣、“黄册”制度的破坏和“一条鞭”的实施所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徽商等典型商人群体的经营特点等方面出发，力求说明此时的中国社会如何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而近因，则是由于中国实行经济转型以来，人们对于本土传统制度模式是否潜藏着向现代经济制度发展之可能报以较大关注，比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多名成员为主而组成的课题组，在2003年完成了题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研究认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于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因而断言：“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削弱”，并得出结论： 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的货币化。……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第3版。）。 一些西方学者最近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如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不具备英国那样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注：详见史建云（《大分流》译者）：《〈大分流〉带来的启示》（http：//www.guoxue.com/jjyj/trgj/dfl.htm）。此书中译本出版前，经济史学界还对其内容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学术观点做了充分褒扬，如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 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不仅有经济数据，还把国家的形成，各种体制、制度也考虑在内。……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分成一个个阶段延续下来的，政府是一个系统，但应用到地方同样也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的政令便于执行，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他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王国斌，有些法国汉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中国政治的特点是爱民、救民、教民，……王国斌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去发表意见，但它有别的东西，把这一部分研究出来，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吗？（注：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在2001年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发言，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议记录》（http：//www.guoxue.com/jjyj/trgj/hyjl.htm）（按：本文引文中的黑体都是作者标出的） 这些例子说明，辨析传统中国是否如具有向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因，不仅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更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赞同“中国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的判断，还是坚持“现代经济形态必须以宪政和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方向。 在本文讨论之前应该提及的是：因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明代中期以后，工商业的规模及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比如人们经常提到张瀚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完成的著作中记述当时东南地区工商业之繁盛：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庐（州）、凤（阳）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呰窳轻訬，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赀以奔走其间，其利甚巨。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掉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宁）、歙（县）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立利（注：（明）张瀚著：《松窗梦语》卷之四，83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与此同时，雇工生产的方式也已经出现，比如经济史学家说：“商人通过市肆-经纪以造袜原料发给妇女去织造，按规定条件，付与工资；然后由其收鬻，以之包售四方。”（注：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基本发展概述》，见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这些景象当然说明了当时这些地区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已经相当兴盛、市场也具有了可观的规模。由于蚕桑业的利润超过种稻三倍（注：详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刘石吉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地理条件的便利等原因，所以丝织业成为当时太湖周边人们的主要生计。同时，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呈现出明显具有专业化倾向的手工业城镇。这些规模大增的城镇麇集了相当数量专门从事棉织、丝织、米粮的工匠、作坊和商贾，而且吸引着市镇四周的农村手工业来此上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中，也有不少对于当时工商业面貌的描写（注：比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对嘉靖时期苏州一带纺织业的发达的描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这些描述不仅写明了当时东南地区丝织业及其贸易的繁荣，而且写明了许多地方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产品的集散经销方式、经营者利润的增长程度等等具体的情况。类似史料在同期文献中还有许多，而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史学界许多学者据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自此时已经兴起、甚至断定中国可以在皇权制度统治之下按照“自己的道路”而进入现代社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