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威胁早已为国内学者熟知的话，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恐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民主政治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注：关于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弥补和制衡的积极作用，笔者另文加以论证。）但民主政治运用不当也很可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阻碍经济增长。 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会对市场经济构成损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对于财富的分配、资源的配置的原则完全不同。（注：[美]莱斯特·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38）市场经济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平等主义，反对政府对个人经济自由横加干涉。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应由微观经济主体自行决定，且决策权力大致与其所拥有的资金数量成正比。而民主政治则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在任何社会，富裕的上层阶级总占少数，中间和相对贫困的下层总占多数。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占据多数的群体经常会期望政府干预市场，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政策。在选举的巨大压力之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为了竞选成功或连选连任，必须尽可能地提出能赢得选民最大支持的政策主张。（注：张千帆.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2～10）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决定往往受制于一些大的利益集团，例如，劳工组织、行业协会等。但选民们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其要求未必具有市场的合理性。但政治家们为了迎合选民们急功近利的需要，往往会想方设法过分地刺激经济，尽管这样做很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由于过分地强调符合民意，经济政策的制定经常会被政治化。结果政府的许多措施成为短期行为，最后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殃及整个社会。（注：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选举过程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选举过程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参见：[美]斯蒂格利茨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71）由于选民们的有限理性，符合民意的决定有时也就不会是最明智的决定，其突出表现主要有二：过度的收入再分配和过度政府管制。 过度的收入再分配 在财富的分配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自然不平等倾向相反，民主政治具有自然平等的倾向。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对民主曾经作过这样引人注目的说明：民主的自然演化是趋向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会引起内战，导致暴乱。（注：[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8）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指出平民政体倾向于追求绝对的平等。（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232）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民主，作为多数的中下层选民往往出于利益动机，利用民主权利，通过政治过程进行收入再分配，强制缩小贫富差距，改变市场的自然不平等倾向。（注：张千帆.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2～10）民主政府惯常施行的收入再分配活动的实质就是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自然分配结果的再调整，一些人通过政治市场的竞争获得了经济利益。由于民主政治具有平等化的倾向，“不难看到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支让他们既害怕又藐视的力量。”（注：[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202） 过度的收入再分配所实现的经济平等容易妨碍激励机制的作用，对经济效率产生消极影响。随着边际收益率的降低，个人对财富的创造将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演变为“替整个社会打工”，偷懒者却可以“搭社会福利的便车”。因此，劳动者将日益失去工作动机，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贫困和落后。莱斯特·瑟罗指出：“运用政治力量减少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现象需要有高空走钢丝的平衡本领。如果向那些遵照资本主义规则赚钱的人征收过高的所得税，并把这部分钱转交给另外一些人，使这些人并非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这笔收入，那么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就不再起作用。如果付出和收益二者之间的差距变得过大，工商企业就会搬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必承担高社会福利成本的地方。个体职工们也会同样消失，转入地下经济，在那里不用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和纳税。这两种行为使支持再分配功能的必要税收渐渐消失。”（注：[美]莱斯特·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2）例如，德国和北欧等一些国家由于社会保障支出过大，加重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过高的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寄生虫。英国1906年颁布的《劳资纠纷法案》( Trade Disputes Act) 可以说是英国现代史上的一项最重要法案，结果这项意在保护工人阶级权利的法案却成为英国经济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注：[英]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314、315） 在某些种族、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方，民主政治压力下的收入再分配可能会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产生更加尖锐的对立。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黑人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根据一项民意测验，占南非总人口数81％的黑人希望新政府能确保自己过上绝大多数南非白人的生活。而南非的政治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对这种主张往往无条件地支持鼓励，甚至他们就是这种主张的提出者。但由于历史原因，南非白人和黑人的财富状况是极不平等的。如果政府果真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那么南非的经济可能就会迅速崩溃。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仅占印度尼西亚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该国70％的私营经济，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绝对多数的本地民族居民与华人存在着对立关系。但在苏哈托的政治高压之下，这种对立关系并未明显暴发。在苏哈托威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该国迅速走向民主化，获得了广泛民主权利的本地民族居民要求分享华人的财富，民主与市场的冲突开始变得强烈而容易暴发。该国甚至有人提出，只要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人问题，宁可牺牲印度尼西亚十年的经济增长。（注：Amy L.Chua.The Paradox of Free Market Democrac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0-04,41 Harv.Int' l L.J.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