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

作 者:
胡勇 

作者简介:
胡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政治学的庸俗化和其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密不可分。古典时代的政治学是一种关注公民美德与人生理想的政治学。当代需要建立一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的复兴古典传统与回归公民教育的新古典政治学。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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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必须审视自身。学科及该学科学者的自我意识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遗憾的是,随着现代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丰富与研究方法的精密化,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功能——公民教育却逐渐淡出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普遍认为,“从一种科学降格为一种公民教育”,“会导致学科堕落”[1](第3页)。当现当代政治学从公民教育的立场上后撤的同时,政治学也日益成为僵化的、以唯现实论与唯物质论为特色的庸俗政治学,丧失了该学科在人类智识领域中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

      一、公民教育的特定内涵

      政治学的“堕落”与其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古典时代,公民教育为政治学研究提供动力,政治学研究为公民教育提供手段。政治学古典传统的湮灭,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学的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

      一般的政治教育或政治社会化并不能称为公民教育。柏拉图认为,赚钱和健身的技能,甚至单纯获得知识的训练,都不能成为公民教育。他心目中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2](第27页)。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教育是“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事”[3](第275页)。培养同政体相适应的公民精神成为他的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现代民主理论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知识也不过是铸造良善国民的方法之一,公共心和诚实比知识还重要[4](第80页)。

      政治知识的拥有可以属于学者,政治技能的获得可以属于政客,只有真正的公民才拥有政治品德。所有的政体都会按照自己的政体精神推行自己的政治教育,只有共和政体中的公民才拥有优良的政治道德。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政治道德被称为公民美德。因此,公民美德的培养成为公民教育的本质规定;公民教育应该成为民主政治学的基本功能。

      二、古典政治学中的公民教育

      古典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是同一的,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教育体系;公民教育是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其手段。卢梭这样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象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像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5](第11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美德”[3](第148页)。西塞罗认为:“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6](第12页)因此,在古典政治学家的眼中,政治是道德与教育的联合体;公民教育的实施与公民美德的培养是为了使公民进入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教育获得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是一切美德中的至善。为了获得公民美德,政治学必须研究公民教育;由于对公民教育的研究,政治学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

      希腊人认为知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古希腊理智活动开端的苏格拉底提出了可作为古典政治学学科基础的观点——美德即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观点的提出意味着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美德及其体现——优良的生活。美德的客观性意味着美德是可以传授的,它是以实现优良生活为目标的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此,马克斯·韦伯这样评价古希腊人的知识观:“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真正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或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7](第31页)因此,希腊人的知识观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为:美德→科学→教育。

      既然优良生活是一种道德生活,以追求优良生活为目的的政治也就成为实现美德的一种工具,参与政治与弘扬政治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道义基础。由此,对古典政治学家提出了双重要求:他们不应只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中沉思冥想,探索政治与人生之理,还应该勇敢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以自己的所知教育和引导芸芸众生走向幸福之路。西塞罗的观点在古典政治学家中最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有什么能比把参与和从事伟大的事业同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和认识结合起来更美好呢?”[7](第103页)公民教育就成为连接政治学家的两种生活——反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的一座桥梁;通过投身于公民教育,政治学家达到了反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的和谐统一。由此,政治学的学科之王地位与政治学家的先知角色得以成就。亚里士多德认为,保全城邦政体最重要的方法是“按照政体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3](第275页)。而古典共和国的生存取决于公民能够完全抛开自我利益,无私地投身于公共生活。忘我精神就成为公民美德的核心与公民教育的目标。但政治学家的知识只有通过诉诸感情渠道,才能成为多数公民所接受的美德。所以,古典公民教育实践不可避免地内含有某种蒙昧主义的因素。

      由于古典政治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美德,所以古典政治学的最大特征是政治与伦理相互结合,伦理高于政治。古典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伦理诉求,伦理诉求体现了人的规定性与人的价值,所以参与政治生活就成为实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公民教育就成为伦理与政治完美结合的手段。总之,古典政治学是一种追求个人道德善化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德性政治学,是一种超越现实利益与琐屑欲望的英雄政治学,更是一种弘扬个人主体性与自我实现的人文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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