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安全研究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道漩涡，并开始风行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大有被国际安全研究取代之势。笔者力图对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即自由主义安全论、现实主义安全论和建构主义安全论作初步的介绍、分析和评价，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希望借此对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有所裨益。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者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该理论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愿意看到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以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方法，倡导世界民主和庆祝国际相互依赖。（注：Krauthammer，Charles，2002，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in 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No.3，p.12.）反映自由贸易思想的经济依存安全论源于亚当·斯密，他发现了存在于利己的竞争性经济行为背后的一种根本的利益和谐。 当代经济依存安全论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将会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建立国家间永久和谐的惟一条件是消除贸易障碍。美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通过战争成本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贸易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战争过时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注：Keohane，Robert O.& Nye，Joseph S.，2004，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p.215.）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注：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2003，《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集团，第15页。）20世纪70年代初，基欧汉和奈在《国际组织》杂志刊登专辑文章，指出了多国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恐怖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意义。（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2002，《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页。）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70年代之后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复合性的相互依赖状态，因而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因素。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有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联系是多渠道的，有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这类联系的紧密化和多层次化使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不相干的或无足轻重的政策工具。（注：Keohane，Robert O.& Nye，Joseph S.，2004，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pp.29～32.）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减弱。（注：Keohane，Robert O.& Nye，Joseph S.，2004，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p.6。）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注：Keohane，Robert O.& Nye，Joseph S.，2004，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p.86。）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依存安全论”也得到相应发展。有些学者认为，贸易是实现全球相互依赖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可能是整体加强全球家庭相互信任和利益的粘合之路。（注：Dr.Ambassador，Louise Diamond & Mc Donald，John，1996，Multi-Track Diplomacy，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3[rd]ed.），Kumarian Press，Inc，p.52.）美国著名学者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两类。他认为，经济依存越来越深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使贸易的价值上升，战争的可能性变小，因为战争的成本太高了。 国际制度安全论主张通过建立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来确保国际安全。国际机制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者的角色，限定行为者的活动，并影响行为者期望的形成，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注：Keohane，Robert O.，1989，International and State Power，Boolder：Westview Press，pp.3～4.）在新自由派学者的眼中，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合作促进了解、增进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产生了对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这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安全关系。国际制度安全论的先驱威尔逊在其著名的14点和平方案中就提出，必须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不论强弱都能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否则国际法的整个体系与效力将永远受损。（注：《美国历史文献选集》，1985，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第133页。）制度理论与现实主义一样，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注：Keohane，Robert O.& Martin，Lisa L.，1988，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p.39.）理性的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制度合作，以获取绝对收益。国际制度安全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提出，有关国家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而这一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获得，为合作提供信息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的最佳途径。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制度取代霸权。基欧汉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注：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2001，《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79页。）他认为，尽管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有互补利益，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并且其他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注：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2001，《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60～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