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特点及取向

作 者:
周平 

作者简介:
周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 650504

原文出处:
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

作为新兴学科的民族政治学,缘起于中国民族政治问题研究。随着政治学对民族政治问题研究的介入,新的民族政治知识不断增加,民族政治的知识逻辑愈发清晰,民族政治研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了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在此基础上,民族政治学把各种民族政治现象置于人类民族发展演变的总体过程中观察和认知,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下进行民族政治知识生产,从而形成和凸显了学科的独特功能,并在民族问题研究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从国家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分析国内民族政治问题,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坚守了政治学的学科立场。民族政治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民族政治学的发展任务仍然突出而艰巨。民族政治学必须在面向现实的基础上强化知识生产能力,加强知识供给,完善学科的内部结构,有效回应人类社会民族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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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民族政治学已经得到公认,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巩固。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民族政治知识体系的民族政治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产物,不仅创建于中国而且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民族政治学的创建与发展,又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政治学的内涵,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搭建了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学术平台,打开了一扇世界认识中国的知识窗口。但是,民族政治学学科构建和发展中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全面总结的前提下,反思民族政治学的知识构建和学科发展,厘清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校准学科发展的方向,十分必要且正当其时。

      一、现实需要促成了学科体系创建

      民族政治学在中国的学术和学科舞台上异军突起,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然而,民族政治学的出场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分不开的,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学术回应。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此前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得到了全面恢复,民族理论和政策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力度大幅提升。而这样的过程正好发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现代化快速推进以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两相结合便促成了国内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活跃并发生变化,新现象、新矛盾和新问题骤然增多,民族关系的趋势性变化逐渐显现。

      在此背景下,在思想认识层面对民族关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回答和阐释便成了紧迫的任务。可是,既有的理论和政策在应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传统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在解释新现象和新问题时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日渐增多,相关政策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总之,在民族问题领域,理论和政策“应有”与“现有”间的矛盾彰显了出来。

      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实践中根据所处形势和面临问题构建起了一整套关于民族问题的解释理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和政策在解释和解决特定条件下民族问题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解决了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民族关系朝着团结和谐的方向发展,并促进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大力推行,更是使民族政治发展和民族关系出现了快速的变化。但是,在这样的理论和政策推动现实发展以后,变化了的现实反过来又对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新要求,从而将理论和政策的适应性和创新发展问题凸显了出来。

      苏联解体引发的一系列与民族有关的矛盾和冲突,更是把这样的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苏联解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巨大、深刻而持久,对世界范围和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与其国内民族关系以及应对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也高度相关。苏联解体后重获民族国家地位的那些国家,国内的民族关系大都出现了剧烈震动。而这其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矛盾和冲突,用那些我们长期信守的理论难以解释。长期受苏联民族理论和政策影响的中国学者面对这样的突变,在愕然之余开始了反思。

      民族关系急剧变动的现实及其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一再表明,要对这些复杂的问题进行有效解释进而在此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既需要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和观点,更需要科学的知识构建。改造不合理的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理论的功能,建设新社会尤其是通过新的机制来解决面临问题的时候,通过科学途径获得的具有解释力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缺乏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中具体问题的有效解释,就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认知,也无法提炼出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意识形态论述,更无法实现在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目标。这样的困扰在20世纪末中国民族关系领域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当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是被作为学科来看待的。但是,其关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解释理论中,既存在运用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时脱离实际,尤其是脱离迅速变化的现实而陷入教条主义的问题,也存在将基于特定民族群体立场并蕴涵特定民族利益诉求的理论和论述当作正统加以推行的问题,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研究,在解释民族问题方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可是,“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①,对其他形态的民族的研究付诸阙如,由此形成的解释理论的全面性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出现中华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缺乏中华民族内容的吊诡现象,未能给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清晰解释。肩负解释民族关系之责的政治学,长期未跨入现实民族问题研究的门槛,并未涉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后,知识供给缺乏的问题赫然显现。

      在这样的条件下,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既有理论而从新的角度对包括新的民族现象在内的民族问题进行解释的尝试出现了。这样的新尝试对民族关系的政治属性、政治意涵给予了极大关注,于是便在对其进行解释、说明和论述时大量运用政治学的概念工具和话语。周星的《民族政治学》②一书就是这方面最早探索的成果。该著作立足于民族学的视野,引入政治学的概念和话语,对民族政治现象进行了新的描述和理论阐述,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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