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始于20世纪初，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的主题从“大同”趋向“自由”。这种政治文化主题的变化影响到中国社会转型的格局与方向，实质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方式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政治文化由大同向自由的转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基础，廓清两种政治逻辑的基本思路，能为我们探索近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构提供一个新视角。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转型，存在诸多的困境，对其不同的求解，将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学术背景观点分野的标志。基于此，不少学者、专家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观点和看法。在此，笔者力图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对大同转向自由作一较为系统的透视和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先辈和同仁。 一、大同幻想：诠释政治乌托邦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对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意识的完整体现，承载着流动和稳定、冲突和融合、多元和统一。它的传承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这可以从早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到孔子期望的“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孟子构想的“井田制”，到宋明儒家表达的纯粹德政设计，再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条儒家政治思想延续的线索上，获得充分的证明。就这一线索来看，大同思想的理论底蕴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社会基础。大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轴心，是中国传统社会诸条件综合塑造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是大同思想据以演化的沃土，同时也是大同理念得以传承的制度平台，大同思想的社会基础是多维的，大致涵盖：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伸张绝对均平的分配观念；以君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直到最后形成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的基本政治结构；以道德理想为主导的、忽视实际的制度设计而一味追求理想天国的社会意识；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理念的利他人际关系模式；以塑造德性化的人格为目的的传统教育体制；[1]2.思想来源。大同思想不仅有原创性的演进内容，同时也有与其他思想相互吸收而形成的交融理念。从源头上看，大致有三条路径可寻：其一，具有“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儒家和“异端”思想家提出的旨在反对暴君政治，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大同思想；其二，一部分信奉老庄道家学说的思想家提出的以复古主义为特征的消极大同思想，如先秦道家的“小国寡民”（老子）、“至德之世”（庄子），墨家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农家的“君民并耕”、“国中无伪”等；其三，以农民起义领袖为代表提出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具有革命精神的大同思想，体现出社会大众对于大同政治理念的认同。后两者给儒家大同思想的原创性提供了分辨的标准，同时大同思想演进的动力也得到了加强。3.社会功能。大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借助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作用机制及排斥异端邪说的强抑制机制，提升了人们的生存境界，理顺了人们的内心秩序；借助于伦理至上的制度安排机制和以儒家为中心的儒释道互补机制，保障着政治运作体制的顺畅运转，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在大同引导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秩序至上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2] 从以上可以看出，大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文化，从实际运行的层面上来说，基本上与社会政治现实脱节，缺乏实际的政治制度设计。一则就大同思想的内在结构来分析，大同思想没有实现自身理论逻辑所要求的从价值申诉向制度保障的超越。要么在理论家那里被想当然为“井田制”，要么在政治家那里被改造成约束臣民的统治工具，无法用一种现实的体制来维护自身价值所追求的制度，缺乏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力；二则从政治运行的结果上看，它从来就未曾系统地在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行过，朱熹悲叹的“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而得行天下”就反映了这一窘境。因为没有制度化可能的政治设计，就没有兑现的可能。大同等于幻想，是其理念使然。 从宏观的理论视角可以看出，大同理念的政治意识具有超前制度设计的乌托邦倾向，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这种乌托邦倾向主要体现在： 第一，脱离实际的社会。大同使得制度安排处于匮乏状态，因而，群体得以维持的秩序要求，尽管在道德理性基础上获得了部分的保障，但是缺乏现实支持的道德秩序与缺乏制度保护的社会秩序相联系。必然使得道德秩序挡不住实际利益要求基础上的社会秩序问题的挑战，社会的失序潜藏在秩序的建构之中。使得大同思想在缺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之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用实际的政治制度设计来承载大同理念，被迫其成为空谈而淡化了其存在的社会意义。 第二，脱离实际的政治。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权力与利益博弈的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博弈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蒙在实际政治后面的道德之幕遮盖着，受权力的影响和利益的驱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明的传统权力占有者对于资源垄断的要求，是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结合。在传统政治范式中，事实层面的政治是可以忽略的，它可以让一种处于起点上建构的政治理想与同样处在形成起点上的政治运作脱钩。而使得政治理想与政治行动互不关联，因为与现代充分发展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运作二分的状况不同，后者必须将思想与行为联系起来，才能求解政治之谜。在一种起点上的政治思维，完全是一种“应当”意义上的，它可以忽视“事实”是如何的问题来虚构政治图式，大同政治诞生于中国传说时代，它的传承依靠的是远离实际政治、却又想将实际政治改变为完美政治的强烈冲动。这是由大同思想的原创性所决定的。 第三，脱离实际的人性。人性的构成，并不是完满自足的，伦理学为此强调人的道德依赖于人的具体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则提醒：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前者启发我们人心为实际处境而动，后者让我们醒悟人性难确。但是大同政治思想所依据的“天下为公”，则必须忽略这种人心依实际变化而动的变异可能性，否则大同的底蕴就显得单薄。因为建立于一个变化多端的人心基础上的政治构想，必须与同样变化多端的政治行为一致才行。这就使得大同思想脱离了人性，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善”论之上，以此为理论的切入点，必然使理想中的大同现实沦为臆想中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