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的国家。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一定会发现集团。”（注：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Alfred A.Knopf.1856，p.1835-1836.）美国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必定是众多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和妥协的结果。但是，为什么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如此活跃，其外部动因和内在机制方面存在哪些客观条件，这是一个困扰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人们为什么加入利益集团 关于个人为什么主动加入利益集团，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以本特利、拉瑟姆、杜鲁门、达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观念认为，人们组成利益集团不过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利益要求，即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组成利益集团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注：这种理论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强调利益集团的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把利益集团看作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想当然地确立了利益集团的形成逻辑。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这一观念在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出版《集体行动的困境》之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注：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这就是著名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过，在这里，奥尔森并没有认为利益集团不能被组织产生，而是认为利益集团的成立与集团的规模、成员利益的对称性以及强制性因素等有关。因此，奥尔森的结论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应当说，奥尔森的理论基本上能够解释一些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生，特别是美国企业集团、职业协会等集团的行为，它们都是作为社会的少数集团存在，并且内部也存在着一个更小、更具有动员能力的小集团在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经济利益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寡头政治”的倾向。不过，奥尔森的理论仍然存在不少缺陷。 第一，“经济人假设”的不完全性。奥尔森使用的是个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经济人”，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看作是“经济人”的行为，这种做法对于分析经济问题可能更有意义，对某些政治现象就不能完全涵盖。比如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大集团组成集体行动非常困难，现实生活中的大集团往往是那些弱势群体，他称之为“被遗忘的集团”、“忍气吞声的集团”，它们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现实情况有时候并非如此，许多人经常做的恰恰是奥尔森模型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有很多人在存在“免费搭车”的情况下还是愿意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对此，连奥尔森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对于“非经济”的游说团体比如退伍军人组织、慈善和宗教游说组织的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并不是显得很充分”。（注：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第二，某些理论观点的不周延性。奥尔森认为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形成依赖于数量庞大的个人，实际上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形成依赖于社团法人之类的组织，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存在，罗伯特·索尔茨伯里看到了这一点。（注：他认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利益团体体系的非政治性团体也许比较重要。Robert H.Salisbery，Interest Representation：The domination of Institu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NO.1，1992，pp.64-76.）组织机构或者制度对利益集团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公司和工会的活动本身对于企业集团和劳工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影响甚巨。同时，奥尔森的理论还缺乏比较的观点，在经济性利益团体的会员参与密度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别，如果断言欧洲国家的经济性利益团体依靠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的提供而提高成员参与密度，则很难令人信服。因此，奥尔森过于强调选择性激励，反而导致了理论的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