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问题在哲学和现实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及理想观念。因此，研究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对于理解中国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古代发展观：变易发展观 同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注重不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先哲们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他们把朴素的唯物论同朴素的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有关发展规律性的天才见解，构成中国哲学发展观的源头。虽然，他们有关发展的观点零散且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但是他们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涵，不能不令世人折服。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变化始终”的循环论；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道不变论。然而，不管是始终循环论，还是常道不变论，他们都承认事物包含阴阳两个方面，并强调阴阳的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例如，始终循环论者认为阴阳对立、五行相生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所在。常道不变论者也认为“阳贵而阴贱”、“易姓更王”、“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是社会的基本规律，只不过他们把阴阳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固定化，从而最后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构建了“天理不变”的理学体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信条还是明显显示出他们对世界变易的肯定，在他们眼中不变的只是“理”。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观就是统一的变易发展观。 在浩瀚的中国典籍中，变易思想随处可见。老子的“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乎人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易传》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庄子的“吐故纳新”；史伯的“和实生物”；孙子的“奇正相生”；范念的“赢缩变化”；墨翟的“兼以易别”；张载的“日新者，久无穷也”；王夫之的“惟其日新，斯日月贞明而寒暑贞盛也”等，都表达了革故鼎新的变易发展思想。而韩非、王充、柳宗元更是把变易发展引入社会历史，并试图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韩非依据他的“万物必有盛衰”的矛盾观，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变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因此，“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王充在探索社会治乱的原因时认为，不应只看社会问题的表面，而应该注意其“内实”。他所说的社会“内实”已经含有规律的意思；柳宗元又进一步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起源，考察了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力图用他的变易发展观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古代哲学集大成者的王夫之，荟萃了古代文化的精华，担起了对古代哲学进行认真清理的责任，并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变易发展观推向顶峰。其发展观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宇宙万物都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之中。王夫之指出：“天理流动，初始无间”，“命之日新，不堪其初，俄顷之化不停也”，世间有“千百年之大化，有数十年之小化”。[2]他还指出了社会发展中既有量变问题，又有质变问题。如他所说的从轩辕到夏禹，由成汤到西汉，再由西汉到南宋祥兴，大体上接近我们今天对古史的分期。 其二，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王夫之提出了大胆的立论，断言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他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响响，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3]这一结论虽然还缺乏科学上的论证，但却是早于达尔文200多年提出的。 其三，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变易发展规律观。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变易发展不是混沌杂乱的，而是有章可寻的。这是因为在事物变易发展的背后，还有深沉强大的力量存在，那便是“势”。他说：“一切而不可止者，势也”，“‘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追其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4]理寓于势之中，势包含着理。王夫之还谈到，“理”是“势”造成的，这便是“势相激而理随之以易”。 古人十分精彩地把变易发展观发展到极至，并运用于社会领域，去追究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但他们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条件的制约，始终未能摆脱直观性和猜测性的束缚。 二 近代发展观：进化发展观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社会，中国古代变易发展观中的合理、进步、有价值的因素，逐渐与外来实证科学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形成了中国近代发展观——进化发展观。如洋务派的“器变”论、维新派的“全变”论、革命派的“突驾”论等等，可以说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观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进化论之所以让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臣服，一方面在于伴随着进化论而来的是一个船坚炮利的西方社会，东西方强大的差距使他们对西方理论产生倾慕；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中许多主观臆测的有价值因素被充满了科学力量的进化论所证实。进化论送来的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后，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长期演化、优胜劣汰就被看作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从而获得了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这种“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进化论，使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新颖的发展观。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进化发展观是在西方的殖民扩展中形成的，它与近代先进思想家们的爱国情感、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主张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强国之路中，进化发展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观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