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试图说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知识论”的探究应当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学者们之所以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故人”与“今人”（可延伸至“今人”与“今人”之间）持有不同的知识系统有关。这里的“知识系统”一般是指建构问题的视角、抽象概念的方式、价值关怀的取向、逻辑推理的形式，甚至据以言说的语言等等诸多因素。正是由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就是“今人”与“故人”）持有不同的知识系统，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才可能发生歧义、障碍和“误读”。由于“故人”已失去了当场辩论的机会，那么，我们如何保证“今人”的阅读理解对于制造它们的“故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和有效的呢？我们依据什么判定古、今知识系统哪一种更具有优越性和优先性呢？究竟谁才有资格主持这种单方面的缺席裁决呢？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特别是思辨倾向更为明显的思想史研究不能省略的前提。笔者认为，探讨甚至部分重构“故人”所持知识系统的要素、结构和性质，由“知识系统”自身去阐述这些疑惑，或许是解释上述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 一 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语法” 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明确把“言语”(parople/speech)与“语言”(langue/language)区分开来。通俗地说，前者指即席或随机的“说话”；而后者则指当人们“说话”时所实际遵循的“规则”。在“言语”的层次，人们将要说什么，选择哪些词汇，都是不确定的，用索绪尔的话说，这叫做“没有正面的规定，只有差别”，所以呈“任意性”；但在“语言”的层次上，人们无论说什么，都必须在一个系统总体或“格式塔整体”（Gestalteinheit，德语，原意是“完型性”）中获得它的异质规定性。简言之，就是说话必须遵循语法，否则就会“语无伦次”，无法交流。索绪尔在他之前语言学家大多以研究“言语”为重心，而他自己则“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1]，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语言”上。索绪尔说，相对而言，“言语”是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存在范畴，它的性质更复杂，横贯于个人与社会、物理与心理多重领域。而“语言是一种准则，是言语活动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总体或“一个分类的原则”。由于“言语”是变动不拘的，所以呈现“历时性”，而“语言”则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呈现“共时性”。假如“言语”是一种“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的话，那么，“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1]。 用并不专业的通俗解释表达，索绪尔实际上是说：“语法”［langue，“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系统结构］应当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索绪尔的伟大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视域中，它启发我们对于人们思维规则的关注。一般所谓“思想史”主要表达和研究的是“思想的结果”，也就是说，古人曾说过些什么，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些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所谓“历史”一词本身就是“流动”的意思，如果事物（包括人类关系、自然事物和思维状态）处于一种凝固和僵死的状态，那么“历史”也就死亡了。所以，“历史”的本质在于“变化”。这就相当于索绪尔的“言语”层面。 依据索绪尔原理，“言语”是无序的。我们不能断定在一小时之后我们将要说什么，甚至我们也不能确切地预测下一句话中我们将使用哪几个具体的词语。运用到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没有办法规定前一个思想家的断语将对后一代思想家会得到怎样的必然回应，也不能预测某一朝代必然地就一定要被另外的某一确切的朝代所替代。例如，我们事先不会想象，作为在人口、武力、疆域和文化方面都远不能与“大殷”相比的“小周”，如何可能毁前者于一旦？某一皇子如何处于法统上弱势的地位之上，居然可能凭借所谓“谋略”而得以称帝？ 我把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看作“言语”，其中由于历史情境的极端复杂性而呈现偶然和随机的无序状态。所谓总结规律其实都只是“马后炮”，并不具有严格逻辑和理论意义上的预测和推论功能。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今后30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件，如果可以必然地导出一个确定性的结果，那么就意味着“历史学”的彻底死亡，因为那样它就将被“科学”所彻底取代。有鉴于此，笔者才说“历史事件”（包括思想史论说），实际上相当于不断流动着的、无序的、自由的“言语”。 但是，索绪尔也同时告诉我们，任何无序的“言语”的背后都离不开“语言”的支配，在此“语法”的统治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绝对的”。失去了一套必须遵循的规则，虽不能说“言语”因此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的确会严重地损害其意义的表达，以至于产生致命的错误。例如，“我吃了”和“吃了我”，在词汇角度上都是三个同样的字，只是由于排列组合不同而使其意义大相径庭。在这里“我”的位置的换位，意味着主语和宾语的倒置，其本质是因果关系的颠覆。所以，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言语”的把握上，更为关键的是要花功夫探讨那些“持续”、“稳定”、“有序”和“必然”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法”。发现和抽象出这些“语法”规则，我们就能对某种“病句”，不仅“知其然”（读着不顺），而且还能“知其所以然”（结构错误），而要进一步研究语法规则生成要素条件的“所以然”，则就更是语言学家的深层次研究任务了。简而言之，我们的意思是说，相对于“言语”来说，“语言”可能呈现出稳定的“必然性”，而把握和探讨这种“必然性”的形态学，则不是无意义的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