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纳的“新阶级”概念是近二十年美国学术界中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理论之一。其主要论点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文化资本”将取代“货币资本”成为社会统治的基础。而作为“文化资本”之占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挑明了当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的直接关系。但此种分析恐怕忽略了其关键所在。古德纳想要表明，以科学技术意识为特征的文化资本乃是一种审慎批判性话语文化，它无需借助任何意识形态权威来证明其论断的正当性。他由此推论说新阶级将因其资本的这种批判特征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也就是成为“普遍阶级”。 古德纳的“新阶级”概念建立在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若干制度性演变的分析之上，其有关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是：知识作为文化资本。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冲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但这一主张无法解释对所说的阶级冲突加以理论分析的理论家当属哪个阶级，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恰好是新阶级即知识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真正的阶级冲突实际上发生在新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而后者的消亡正是前者获取权力的必要历史条件。这两个阶级在初期资本主义中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阶段，知识阶级从属于财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是直接提供技术服务，或是努力证明资本主义如何现代，如何科学，也就是如何合法。不过，新阶级尔后逐步从老阶级中分离出来，并成为资本主义的仇敌。要理解这种冲突的根源，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两大阶级拥有性质完全不同的资本。老资产阶级的资本是财产，他们的目标是不断积累和再生产其财产，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但这种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自然得以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为前提，在其间特权和收入按货币贮存的多寡来分配。与此相对照，新阶级所控制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本——由教育制度传递的专业知识。其投资回报依赖于一种按个人才干或专业知识而进行权力及收入分配的社会结构。这就造成了新阶级与现存社会制度的冲突。为了自身利益，新阶级不能不结束财产资产阶级的统治。 其二是：新阶级作为解放统治阶级。 从表面看来，即将来临的新阶级统治不过是精英阶级历史交替过程中新的一环，所不同的只是教育取代金钱而成为剥夺手段。但古德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旧阶级之获取其利益必以牺牲社会整体需要为代价，而新阶级相反却以满足社会整体需要为其获得利润的前提。造成这种历史性变化的乃是新阶级所占有资本的特殊性质——批判话语文化。 传统话语形式受制于社会—文化语境。其论断的有效性建立在初始原则上，而这些原则的权威性不能由话语本身提供，最终决定其权威的是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换句话说，论断的有效性实际上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甚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话语也是如此。这种话语形式以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自居，但它预设了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并由此获得意识形态批判的权威。只有在新阶级的批判话语中，话语才真正从特定社会语境中解脱出来。在这里，一切论断和原则都可被质疑，其有效性得由更进一步的论据或理由给予支持。这种句法使得批判话语超越于任何阶级，任何权力精英的干预之上。从批判话语的角度看，所有真理论断，不论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都得接受同等的判决。即使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也得和处于最底层最无知识的集团一样把其论断、要求及自我理解交付于同等的判定过程。就此而言，新阶级的超语境话语与世界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实质上乃是一种普遍话语。 一旦这种话语形式被当作资本，其内含的普遍性要求会迫使知识分子把自我利益与社会公正相结合。为了使其资本能产生所欲求的利润，新阶级不得不遵循批判话语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不得不向建立在财富和权势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挑战，不得不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以保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得以实施。这一切都有助于被剥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新阶级既是自我利益的追逐者，又是社会利益的承载者。在这种意义上，新阶级之与古德纳正似无产阶级之与马克思。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古德纳则主张新阶级只有在解放被剥夺阶级之后方能获取利润。 粗看起来，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似乎并无惊人之处。所谓“批判话语文化”像是在重弹启蒙主义关于存在某种非历史的，超越社会—文化限制的普遍理性知识的陈词滥调。要认清其理论意义，我们需要回到知识社会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上。 按照Lewis A.Coser，知识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知识的社会条件，其目标是通过研究观念之产生和被接受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解释观念。这一定义可以解释知识社会学家从一开始便面临的两难处境：如果知识的定义和内容取决于一特定社会的价值和社会状况，如果不同的社会集团拥有不同的知识标准，那么不带偏见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可能根据什么对社会现状做出评判？ 在Geoff Sharp看来， 知识社会学的这种困境实际上反映了所有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悖论：知识分子一只脚站在阶级制度里，但另一只脚却搁在一种更抽象因此更普遍的社会交往形式中。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不同知识社会学流派看作是对这一悖论所提出的不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