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4-0035-07 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义”思想针对当时美国“物质之律”(Law for thing)横行于世的情况，提出人们应转而研究“人事之律”(Law for man)，以求通过“中庸之道”(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在“一”(the One)与“多”(the Many)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而实现这一“最佳平衡”的途径就是：以个人“高上意志”(the higher will)制约“卑下意志”(the lower will)，不求诸于外在制约力量，而力求在人的内心达于“内在制约”(inner-check)。“‘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考察这一概念在当前中国的接受情况，或许可以反映出整个“新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目前的接受与误读。 一、“以理制欲”抑或“以‘礼’治欲”？ 1924年8月第32期《学衡》中有一篇题为“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的译介文章，译自白璧德新作《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的绪论(Introduction)部分，译者为吴宓。在这篇文章中，“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作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首次出现在《学衡》杂志，并第一次为国人所知。（注：在白璧德系列著作中，“the higher will”一词本身系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一书里第一次出现。《学衡》在当时是中国宣传白璧德思想的唯一阵地，参阅吴学昭 译，“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通信”，《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0期。吴宓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一书出版后第一时间选译了该书的绪论部分，因此“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一文即是Democracy and Leadership在中国的第一个摘译文，从而在《学衡》首次出现的“the higher will”及“the lower will”二词，亦属首次在中国为人所知。该词在《学衡》中还有其它中文译名，如此后1931年3月第74期《学衡》“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一文中，译者张荫麟将其译作“更高意志”、或“更高的意志”。）吴宓在文中“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一句下面作了两行夹批：“吾国先儒常言‘以理治欲’。所谓理者。并非理性或理智。而实为高上之意志。所谓欲者即卑下之意志也。”吴宓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成说“以理治欲”来比附白璧德的“内在制约”概念，就当时的时代语境而言，是非常接近白璧德原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研究者的论著中也不乏“以理治欲”的提法。目前研究“学衡派”的专著中，近至2001年出版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中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概括为“‘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实践道德论”，[1](P44～47)然而，在此“以理治欲”一词的出现却显得颇为突兀，似乎吴宓将“新人文主义“思想比附为”以理治欲”是顺理成章的，而新时期研究者将这一发挥一旦坐实就会令人感到于义未安。这其中原因何在？我们注意到，《欧化》一书中关于白璧德及其思想的讨论，引文大多来自《学衡》杂志以及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因而不免会部分承袭“学衡派”惯用的套语（如称白璧德为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泰斗”，“学问博大精深”等等，其中包括“以理制欲”一词也成为引述资源之一），那么，在现当代中国对白璧德思想的接受过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将问题回溯到吴宓那里。 吴宓是“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是白璧德的得意门生，通读过本师所有的文章，堪称深悉“新人文主义”的精义，因此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核心概念的理解本应不会偏离原意。但是，就在“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一文中（该文译自《民治与领袖》一书的第五章，载于1925年2月第38期《学衡》，译者也是吴宓。即与吴宓作“以理制欲”注脚的文章取自同一本专著，译者相同，且刊载时间前后间隔不过六个月），我们看到了白璧德本人根据孔子的学说对“高上意志与卑下意志之对峙”所作的阐释： “诚以亚里士多德者学问知识之泰斗。而孔子则道德意志之完人也。……孔子尝欲以礼（即内心管束之原理）制止放纵之情欲。其所谓礼。显系意志之一端也。孔子固非神秘派之轻视理智者。然由孔子观之。理智仅附属於意志而供其驱使。二者之关系。如是而已。”（注：英文原文为："He(Confucius)was not,like Aristotle,a master of them that know,but a master of them that will....The decorum of principle of inner control that he would impose upon the expansive desires is plainly a quality of will.He is no obscurantist,yet ther?le of reason in its relation to will is,as he views it,second ary and instrumental."etc.见：Irving Babbitt,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第165页。比照原文来看，最末“二者之关系。如是而已。”一句系由译者吴宓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