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文化领域里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流散文学现象的出现和繁荣。早先流散写作被纳入后殖民的语境之中来考察，后来当文化研究崛起后，关注移民和流散现象的学者将其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的种族研究范畴中，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将其置于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超学科研究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的流行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和质量上的差别。与全球性的后殖民写作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沦落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因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中国文学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较少，好在我们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优秀文本。例如早先的汤婷婷、黄哲伦、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和虹影等，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挑战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关注。 当然diasporic writers这个术语过去曾被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例如赵毅衡等）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国外或者有意识地流离失所。这样，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流散作家”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异国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 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因此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是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针对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各民族的长驱直入，有着丰富的流散经历的美国英籍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了一个与其相对的策略：少数人化，或曰弱势群体化(minoritization)。按照这种“少数人化”的后殖民策略，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使得第三世界文化打上了某种“殖民”的烙印，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对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抵抗和反渗透，而后者的手法往往则是将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和文学话语的纯洁性破坏，使其变得混杂，进而最终失去其霸主的地位。应该说流散写作所起到的是后一种效果，尤其值得汉语写作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借鉴和参照。 最近几年，尤其是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文学的崛起引起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这一现象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不少作家还获得了历来为主流文学界所垄断的大奖。当然这些成功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借助于英语的媒介，例如早先的汤婷婷和最近的哈金等，因为离开了英语的媒介，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人数有限的华人社区范围内传播。所以他们要达到从边缘进入中心，进而影响主流文学界之目的，就不得不暂时使用西方人的语言，即用英语来写作。通过这种“全球本土化”式的写作，把一些（本土化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强行加入（全球性的）英语之中，使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变得不纯，进而消解它的语言霸权地位。在这方面，我始终认为，在表达思想方面，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仅仅充当了一种表现媒介，如果我们在无须翻译的情况下直接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不是更加有效地影响了西方人的观念吗？从这一点来看，流散写作，尤其是用英语作为媒介的流散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进了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华文化也像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一样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逐步进入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 应当承认，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主要后果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即全球化为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与西方强国进行平等竞争和对话的平台。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并在历史上有过“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之称谓，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丧权辱国协议的签署和大片土地的割让导致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帝国分崩离析，并最终退居到了世界的边缘。在全盘西化的实践之下，中国的文化几乎成了一种边缘的“殖民”文化。大批移民移居海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跻身当地的主流文化，而要想真正跻身主流文化就得熟练地使用其语言，而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精髓，就得进入其独特的符号和发声系统，甚至要暂时忘记自己的母语直接进行外语的思维和表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定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试图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取悦主流社会的欣赏接受趣味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进行歪曲性的描写和批判，因而毫无疑问便招来了另一批人的猛烈抨击和批判。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如哈金（原名金雪飞），则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语言优势，或者游刃有余地跻身主流文化之中，以其具有独特中国内容的英语写作打入美国市场；或者，如贝拉（原名沈镭），首先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后再由别人将其作品译成英文或日文，而最终进入国际图书市场。无论他们用英文写作或用中文写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实际上已经纳入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被当作华裔文化语境中的“流散写作”现象来研究。而华裔英文流散写作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则在客观上起到了向非汉语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对这批精英们的努力及其成效不可忽视，但另一方面也更应该重视仍然用汉语思维和写作并试图拓展汉语的疆界使之成为一门世界性语言的人们的尝试。他们的努力虽然此时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仍显得步伐缓慢，但其长远的效果将随着中国经济的更为迅猛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