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摘自《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新方向》(Edited by Michael P.Branch,Rochelle Johnson,Daniel Patterson,and Scott Slovic,1998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of Idaho Press)一书，书中收录的所有文章都是从“文学与环境研究联合会”（ASLE，1995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召开）第一届会议中选出的，旨在“尽量广泛的呈现出代表生态批评领域最新观点的各种观点和主题”。生态批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继女权主义批评和黑人批评之后、美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作品中的自然进行文化反思，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促使一种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文明类型的出现。 1989年，谢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要如何应对环境危机？”在她颇富影响力的早期论文《走向生态文学批评》(Toward An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中，格罗特费尔蒂说：“当其它社会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都已经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同时代的环境运动却没有做到达一点”[1]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格罗特费尔蒂试图通过提倡一种“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2]的生态批评“动员文学群落能够代表更广泛的生命群体”[3]。在格罗特费尔蒂以及很多追随她呼吁“生态批评”的人看来，“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健康的、被误导的，因此正处于转折点或危机中。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它反映出一种常见的实体论宇宙观。很明显，通过将生态批评界定为对“人类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承认每一概念都作为一个彼此相关的名词，格罗特费尔蒂使得“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别变成真的。这种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分的观念在西方历史与认识论中可以找到对等物：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精神／肉体。人们意识到这种二元论导致了弊端——主体蔑视客体，文化反对自然，生态批评部分是对这一意识的回应。的确，正像很多其他生态批评家那样，格罗特费尔蒂敏锐的意识到二元论思维的危险，如她在其新近著作《生态批评主义读者》(The Ecocriticism Reader)的序言中所说：“一些学者……喜欢用‘生态的’取代‘环境的’作为他们的流派或者批评的前缀，因为‘环境的’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暗示着我们人类被非我族类的一切事物、被环境包围着。相反，‘生态的’则意味着彼此依赖的群体，结为一体的系统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4]因此，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发现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思维的途径。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的早期定义导致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二分体概念，这一事实正表明，生态批评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对二元论宇宙——被分成主体和客体的宇宙——的主观设定暗藏在我们用以谈论“环境危机”的每一个术语中。 通过比较生态批评与其它社会运动，格罗特费尔蒂主张将被解放了的主体性既作为目标又作为衡量公正的尺度。的确，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使得那些一度作为客体而被忽视的人群的主体地位获得承认，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成功的。在这些“解放运动”中，主体性等同于获得发言权，即“在事务中发出声音”。按此逻辑，很多生态批评家已经致力于复员“自然的声音”并仔细聆听自然向我们讲述的。换句话说，人们希望自然的利益成为可以辨认的，正是怀着这一希望，“自然”正被带入“主体”范畴中。（注：在罗德里克·纳什(Nash,Roderick)的《自然的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一书中这种哲学观念得到了最充分阐释。纳什认为将自然塑造为有“道德立场”的存在是那种“将权利扩展到被压迫的少数人身上的英美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决心通过将“自然”定义为主体来反对将其客体化，这种动机正是我准备在下文中仔细考察的。 人们总是希望人与自然能够重新连接或者统一起来，将自然看作“会说话的主体”的策略正是对这种的常见的整体主义希望的回应。但是，在准备承认“与自然建立连接”的部分整体主义幻想之际，我相信打着“会说话的主体”的旗号进行统一的努力无异于将一只方形螺丝塞进圆洞里面。在我看来，第一步失误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用来谈论整个问题时常用的那些词汇：通过承认诸如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类的二元，我们也承认了一个基本的实体论分裂，即中间空洞无物的两极性。在这篇文章中，我的意图就是设想我们可以迈出一直限制在文化／自然、或者主体／客体的实体论两极中的自然，而进入由实体间的关系形成的宇宙，其中的实体都是经常彼此调解和转化的。与其将其视作革命的尝试，像我在标题中使用的“抛弃”一词所意味的那样，不如把它当成批评意识的方向和价值的一种转变。抽象的纯粹在此毫无意义：虽然我们也会在关联中进行区分，但我们永远不会看见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的清晰边界。同样，文学与其他种类的调解手段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格罗特费尔蒂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之关系”的意图正是朝向这个方向的重要一步。即使如此，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用来定义关系中的两极的差异概念。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容易发现一些生态批评在有效杜绝这种两极性差异时，是如何采取了不同批评立场的。 正如格雷恩·拉夫(Love,Gle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5]。在拉夫的宣言《重估自然：走向生态批评》(Revaluing Nature:Toward an Ecological Criticism)一文的标题中，“re-”前缀表明了人类在自然中的异化以及对自然的憎恶，这两种倾向都必须被生态批评工程克服。这两个互相交织的理论主题弥漫在很多生态批评中：自然一直被不公正的支配着，因此需要被解放，需要“被赋予声音”；不公正的支配来自异化的、病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惟有重新连接人与自然才可以治愈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宣判——即认为仅关注人类文化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不公正统治，而且也造成了人类社会自身的萎靡状态这种观点——表明迄今为止很多生态批评观点中潜藏着哲学整体论。虽然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的观念通常是拒绝二元论思维的，但问题在于它所期望的联合呈现在一种怀旧之情中：即主体只能在目前的异化与重新恢复到整体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主体客体之间的基本实体论分裂被当作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与自然联系着的整体性之失落的追怀反映了一种最好被命名为现代性的姿态——即认为我们的世界与往昔截然不同，认为我们已经被从“自然状态”中异化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