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在西方发展迅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充实，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本视域的拓宽。 生态批评的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批评的倡导者强调：文学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主宰文学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的”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的”批评，而完成这种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当时，生态批评推崇的文本主要有以下几种：梭罗(H.D.Thoreau)、缪尔(J.Muir)、奥斯汀(M.Austin)、利奥波德(A.Leopold)、艾比(E.Abbey)、卡森(R.Carson)等人的“自然写作”；以华兹华斯作品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库珀(J F.Cooper)、卡瑟(W.Cather)、杰佛斯(R.Jeffers)、斯泰格纳(W.Stegner)、奥利佛(M.Oliver)等所著的具有自然自觉的小说等。除此之外，生态批评也研究19-20世纪一些传统公认的经典美英作品，但这些作品也都突出了自然环境的内容，涉及的作家包括梅尔维尔(H.Melville)、惠特曼、艾米利·狄更生、福克纳、劳伦斯等。批评家主要检验自然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功能或者象征性意义。 这一时期生态批评关注的文本，核心内容是人类如何观察或经验以野性、偏远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批评家最为赞赏以梭罗作品为代表的“自然写作”——将对自然的科学观察、个人对自然的经验和自我心理分析等内容融为一体的非虚构作品，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虽然生态批评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狭小的文本范围里进行批评，回避了文学史上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文本；片面强调关心和保护自然的极端环境主义观念，将生态批评的任务简单化，降低生态批评的可行性；聚焦于“纯自然”写作的批评，所导致的新的二元论，使自然凌驾于文化之上。 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注意到生态批评初期研究中的缺陷。他们认识到，要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生态批评的文本研究不仅要关注“荒野”，也要关注那些留下人类建设印迹的和受到人为破坏的环境，还要从“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现自然与文化的交叉与互动。虽然自然写作文本解读仍然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然写作文本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梭罗时期文学的界限。生态批评家曾经认为，美国自然写作的历史始于19世纪中后期，以梭罗的《瓦尔登湖》发表(1854)为标志。新的研究指出，早在梭罗之前，17、18世纪自然历史学家和其他作者，就已经开始书写自然风景所具有的审美、生态和精神价值，而且还影响了后来的自然写作作家。 初期生态批评研究多对西方文化传统中反自然的态度进行揭示和批判，而新的研究不仅将西方对自然态度的发掘延伸到《圣经》成书时期，而且指出，西方文学和哲学传统对自然的态度并非总是消极的。有的学者就从《旧约全书·申命记·摩西五书》对战争的不宽容态度中，读出了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责任感。人类一定要建立正当的伦理的关系，在“养育自己的地方”保持一种“能够持续生存的状况”。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研究者也发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思考和重视。例如，乔叟的诗歌一方面意识到自然世界的社会性建构，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在文化建构之外还有自然世界的存在。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家同样十分关心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通过检验弥尔顿《失乐园》中语言的运用，研究者认为，这部西方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作深藏着“异端的反二元论的自然神学”。在管理和剥削自然的态度已经占据优势的时代，弥尔顿的思想属于一个少数人的传统。 生态批评研究中一个更大的突破，是改变了只研究“自然写作”的单一化局面。各种对自然持消极看法的、与自然“无关”的文本、以及不同的文类和流派都被纳入批评家的视域。 许多著述研究那些在传统认识中并非从事自然写作的作家如何再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在斯托夫人的小说《部长的求爱》中，研究者发现，社会规范和风俗渗入了园艺文化行为，作者在描写人物求爱时采用的植物学语言，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研究无疑丰富了对该作家的评价。有的学者研究哈代作品中自然和文化、地方和个人的相互关系，认为哈代在运用自己有关偏远英国乡村风景的个人知识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是使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构成同谋关系并潜在地对后者负责。由此，哈代把“地方”概念化为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既存在于人物与自然环境之间，也存在于读者和人物之间。对伍尔芙的研究曾经强调她的女性主义倾向和政治参与，但从她的小说和她对塞尔伯恩的怀特等重要的自然主义者和一些文化事件的评论中，生态批评学者找到了“自然和文学的文本间性”。他们指出，作家对男权社会中妇女和自然的地位经常作平行的设置，并且探究语言、沉默和人类经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强调了作家对自然世界的深层投入。生态批评也为一些曾被限制在地域、性别或者种族批评视野中的作家提供了新的解读。 生态批评家要努力证明，常常被置于对立位置的自然与文化，实际上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如何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与自然无关”的作家和文本，是近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亨利·詹姆斯(H.James)曾因专于城市文化小说而被拒于生态批评的视野之外。但新的研究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经常因身处异乡而呈现出家园感、地方感的缺失，与这种缺失相伴，她们经验着社会中的误解、对立和疏离。批评家认为，这两种经验之间有着重要联系，因为自然环境总是在个人和集体的心理与个性塑造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