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4)03-0035-05 当代教育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一种范式立足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符合论的真理观，倡导客观、中立、实证、定量的科学研究取向，主张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强调实验或准实验方法的适切性，期望在系统、客观、量化的研究中，去预测和控制教育行为，可称之为自然科学范式。另一种范式重在探究教育的价值、意义等主观性存在，提倡通过人文关怀的交往、理解与对话，达到对“共识真理”的把握。它更注重研究者在教育现场的感受体验与整体理解，因此，需要采用个案研究，在自然情境中去理解整个现象，分析其中的脉络与关系，而非截取部分现象，孤立地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实验，可称之为人文范式。虽然这两种研究范式一直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但近十几年来，将两种研究范式整合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因此，理清两种教育科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并进行合理的整合，是本文所要探讨与分析的主要任务。 一、两种教育研究范式对研究对象、真理及知识的不同理解 属于自然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调查研究、结构化访谈、结构化观察等；属于人文范式的研究方法，则包括自然观察、参与式观察、开放式访谈、个案研究等。有学者指出这两种教育研究范式在以下方面的不同（见表1）。[1] 表1 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异 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 唯实论(realism) 唯心论(idealism) 实证的(positivist) 诠释的(interpretive) 量的(quantitative) 质的(qualitative) 客观的(objective) 主观的(subjective) 律则的(nomothetic) 个殊的(idiographic) 我们认为，除上述不同外，两种教育研究范式间的差异主要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真理以及知识观理解的差异，正是对这三方面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不同取向。 （一）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教育研究究竟应采用自然科学范式还是人文范式，这与如何看待教育研究的对象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认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实在之物，是可以用量化指标来描述、分析、归纳、比较、概括的“客观事实”、“价值无涉”的话，那么教育研究就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样，实验法、测量法、问卷法、非参与观察等方法以及数理统计的运用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如果认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主观性的“存在”，即关于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意义等主观世界，那么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则很难取得成效，因为它是“价值关涉”的研究，需要研究主体间达成意义的共享、对话与理解，这样的话就需要有质的研究方法，需要有参与式访谈、观察、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式的研究过程。 事实上，教育研究的对象确实存在着“客观事实”与“主观存在”这两种现象。“客观性的事实，是人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者是可以收集到的人的物质性活动结果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些事实，我们研究者可以去观察，可以去调查，可以数量化。”例如，教育产业的规模、识字率、升学率、师资规模等问题是可以运用量化的研究去进行的。同时，研究对象还存在着主观性事实。对于主观性的事实，研究者是难以中立、“旁观”地观察，它只能够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对话、交往进而达成理解、推论与诠释。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扩大教育产业的规模？不同教学模式对学生整体发展而言其价值究竟是什么？教师是否应该有一定的职业压力？这些牵涉到价值、意义的问题是难以量化研究的，这就需要人文范式的研究。 （二）对真理的不同主张 对于真理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异。一种是“符合论”式的真理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传统真理观认为，“真理的本质就在于判断其与对象的‘符合’”。这种真理观是与自然科学式的研究相对应的。它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有规律性的，是至高无上的、惟一的，研究就是要达到研究的结果不断逼近惟一的真理，与真理相符合。这种真理观将真理视为凝固的、惟一的、永恒的、神圣的、宏大的客观规律。它信奉科学理性，虽然就科学性、规范性而言，无疑使教育研究戴上了科学的光环，但却可能会造成对真理的盲目的、无条件的服从与信仰。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在开始结出累累硕果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它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它是与客体相对抗的主体。这种先天的对抗经验既规定了我思也规定了我做”[2]。 另一种真理观可以称为“共识真理观”，这是由哈贝马斯等人所提出的一种解读真理的主张。共识真理观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更多的不是客观、绝对、凝固、惟一的，而是不同主体间通过真诚、非对象性、开放的、宽容的交往、对话、合作的活动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哈贝马斯赋予了交往以“交往理性”，他认为通过这种交往理性可以达成对真理的阐明。同样，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之一的哲学解释学的“意义创造说”也是持“共识真理观”的主张，他们认为理解的目的不是要去把握作品的原意，而是要达到作品的视界与读者视界的融合，产生新的意义。“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某个所给定‘客体’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3]这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此在的意义——亦即整个世界的意义——不是说被理解后才呈现在理解者面前，而是随着理解被展开；不是说，理解发现了这些早已存在于某处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4]。如果将真理看作是“共识真理”，那么，哈贝马斯所指的交往、对话与理解也就成了达成共识的重要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