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4)04-0071-05 近年来，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在海峡两岸的教育界很受欢迎，有关行动研究的指导手册与培训模式也开始出现。就实际效果看，行动研究在推动学校革新、课程与教学变革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不过，从行动研究介绍者和实践者们发表的论著和报告来看，与行动研究方法或技术日益完善不协调的是，行动研究的理论建构不太令人满意。这主要表现在行动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缺乏充分的说明与有力的辩护，彼此之间也缺乏理想的逻辑一致性与自恰性。有些论者甚至没有表现出对理论建构的兴趣与价值认同。这可能使得行动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还不够“成熟”，离成为一种真正的研究“范式”还有一段距离。本文拟从教育哲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就行动研究目前所持有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进行分析和讨论，以引发有关行动研究介绍者和实践者们的持续关注，祈望和促进行动研究品质的不断提升。 行动研究从字典意义上说，还是属于“研究”范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认识形式，它与其他认识形式一样，总是有自己的本体论假设并在合理性辩护上依赖于这种本体论假设的。这种本体论假设的功能就是提供某种研究或认识的“对象观”——有关研究或认识的对象的性质假设，并说明某种研究或认识形式的适切性。从张芬芬的论述来看，行动研究所信奉的本体论假设是“参与的世界观”(participative worldview)，而不是“正统的科学的世界观”(orthodox scientific worldview)（注：张芬芬.研究者必须中立客观吗？行动研究的知识论与几个关键问题[A].行动研究与课程教学革新[C].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5.）。这种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经由参与，共同创造了人类的实在界”。两种本体论假设或世界观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放弃了后者长期所坚持的世界实体性、客观性和先验性，大胆地赋予世界以关系性、主观性和经验性。从哲学基础上看，这种本体论假设或新的“参与的世界观”深受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是对这些思想派别本体论思想的简单归纳。行动研究从这种本体论假设中引申出其主要的认识信条：既然人类所认识的对象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而是经由人类的行动参与形成的，因此对它的认识就不能仅从外部来观察，必须经由内部来理解；既然世界是由人类的参与而形成的，人类的存在又是你我他不同的行动个体与群体构成的，因此世界的存在是多元的和异质的，而不是一元的和同质的；既然世界是多元的和异质的，因此关于世界的“真”也是多元的和异质的，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和终极的真理；这种多元的行动者及其所参与形成的世界也不能仅仅作为“他人”研究的资料，而应该由行动者自己来认识和理解；比起他人的“客位研究”来说，行动者自己所进行的“主位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或解释实在的属性，把握世界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因此，在一些行动研究者看来，行动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范式，而且是未经宣布的“唯一”合理的研究方法或范式。 如何看待行动研究所信奉的这种本体论假设？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本体论假设是对启蒙时代以来在自然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本体论假设的批判，后者具有非常古老的思想渊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像德谟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等人。他们最早提出了本体论问题：“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某种基质或质料是如何构成世界的”。尽管他们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本体论信念：世界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基质或质料所构成并按照某种既定的法则形成的；对于人来说，世界是先验“给定的”(the given)，具有一种绝对的客观性，人们的“主观性”（注：非常有意思的是，英文中“主观性”(subjection)一词本身就有“隶属”，“受支配”、“臣服于”的含义，这似乎传达了某种有关人类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能够理解它但却不能创造它。这种信念在柏拉图那里发展为“理念本体论”，在中世纪的神学家那里发展为“神学本体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思想家那里发展为“自然本体论”。17世纪以后出现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尽管在认识的路向上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在坚持自然本体论和客观性信仰方面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自然本体论一方面剔除了有关世界存在的神秘思想，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先验性以及建立于两者基础之上的一元性。要认识这种世界，人或人的主观性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的或谦逊的状态。正如培根所说，“人类作为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仅当他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观察或遵循自然的道路进行思考时，才能够对自然理解的越来越多。除此而外，他既不能认识任何事物，也不能做任何事情。”（注：Bacon,F.,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ting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c1960,p39.）这种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模式解释为“主－仆”模式的主张是很值得深思的。不难理解，在“主－仆”关系中，“主人”处于核心的、决定的和支配的地位，“仆人”则处于边缘的、隶属的和臣服的地位。先有“主人”后有“仆人”。“主人”可以没有“仆人”，但是“仆人”却离不开“主人”。基于这种本体论和世界观假设，培根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放弃“四种假象”——“部落假象”(idols of the tribe)、“洞穴假象”(idols of the cave)、“市场假象”(idols of the market)和“剧场假象”(idols of the theater)。这四种假象大致分别对应于“种族观念”、“个人观念”、”流行观念”和“信以为真的观念”。放弃这四种假象也就意味着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放弃任何的“先入之见”，作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和“反映者”，一面磨光的“镜子”，一块什么也没有的“白板”。这些非人格化的隐喻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石，并通过各种各样已知的科学方法和制度显示自己的规训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