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4)03-0006-05 当前，我国的教育界，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学生“做人”、教学生“学会做人”、教学生“如何做人”等口号铺天盖地，除了极个别微弱的质疑声音之外，[1]似乎教学生“做人”已经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本文认为，在打破中国教育的功利性倾向，纠正过于狭隘的专才教育和应试教育，提倡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等方面，“做人”口号的提出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2-3]但是，“做人”口号本身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泛道德化倾向，而且往往和封建道德要求相联系，极易产生误导作用。在迈向民主化与法治化的今日中国，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所谓“做人”，应该是做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 一、“做人”口号存在的的问题 （一）“做人”含义不明，具有极大的模糊性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自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里刻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以来，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哲学家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认为：“人和动物一样都是一台机器，只不过人比动物多几个齿轮罢了”。关于人的定义还有很多，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是有理想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p.96)也就是说，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的动物。 “做人”的含义是什么？从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人”，但是，在孔子那里，“做人”并没有固定的内容，一切都是因人而异，一切都是因事而异。只要人生在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和“做人”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信念、道德、人伦、事功、学习、劳动、生活等等，无一不是“做人”。 如何“做人”？“做人”的含义如此复杂，内容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把握。物极必反，难怪现在有许多人把“做人”简单地理解为处理人际关系，更有甚者，干脆把“做人”理解为拉关系，这恐怕是“做人”论者所始料未及的。 （二）“做人”往往仅指道德修养，太狭隘，有泛道德化倾向 一方面，“做人”的含义太笼统；另一方面，“做人”的含义又太狭隘。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在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教化传统中，“做人”往往仅指塑造人格，完善道德，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归结为道德，把社会人生的各方面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有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 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人求“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5](p.191)要求人们提升道德修养，遵守社会规范。孟子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做一个人格上的大我。“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5](p.5)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p.7)”把道德修养当作人生之本。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做“仁人”，做“圣贤”。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向内开掘，“吾日三省吾身”，以求做一个好人、贤人、圣人。只有提高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建立外部的事功，只有达致了“内圣”，才能开显出“外王”。在儒家眼里，提高道德修养既是“做人”的目的，又是做事的手段，把社会人生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用向内自省取代了向外发展，用道德遮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做人”往往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相联系，因而极易起到误导作用 “做人”论者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把“做人”和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做人”的标准。我们不否认传统道德里包含了许多优秀的因素，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品格，造就了千千万万彪炳史册的志士仁人。但是，无庸讳言，封建道德里更有深深的毒素，它抹杀了个性，造成了奴性，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将中国的封建道德批判为“吃人”的道德，可谓是一针见血。封建道德的严重缺陷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等级森严，扼杀了个性。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罗织了极为严密的道德之网，三纲五常成为捆绑在臣民身上的一道道绳索，臣民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严重地束缚了人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扭曲了人性，扼杀了个性，造成了奴性。 二是宗法意识浓厚，缺乏社会公德。传统人伦关系是以家为圆心，向外推出，“爱有差等”，形成差序格局。它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应视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定，情大于法，情大于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p.212)儿子犯了法，父亲应该替儿子隐瞒，父亲犯了罪，儿子也应该为父亲隐瞒。在这种社会里，缺乏平等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道德标准，缺乏社会公德。 三是虚伪性和残酷性。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要求所有人学做“好人”、“贤人”、“圣人”，理想境界不可谓不高，但是，这里却存在着错位，把对社会精英的道德要求拿来约束普通大众，要求每一个人都达到“完人”的境界，这显然是不大可能行得通的，因此就会造成“瞒”和“骗”，就会生产出“假道学”和“伪君子”。贺麟先生就曾发出感叹：“许多天天讲人生观，讲修养，道德名词挂在口上说的人，反而每每道德并不好。而许多从来不谈人生，不谈道德的人，生活反较快乐，道德反而很好（例如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道德家、传教士坏）。”[6](p.80)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强大的道德压力下生活，人成了表现道德的工具。以往一些国粹派往往夸耀中国的“道德文章，天下第一”，但正是在这样道德优越的文化里，却演绎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逻辑，导致了“贞妇”“烈女”以身殉节的惨剧。道德礼教异化为“吃人”的工具，暴露了它的残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