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5X(2004)02-0079-05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称“抱冰老人”，历任两广总督、两湖总督等要职。直面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的新学，张之洞毅然退出“清流”派，促使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学务思想从“通经致用”转化为“中体西用”，改造旧学堂，创办新式学堂，最终与他人合力成就了近代中国第一部颁行天下、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学制——癸卯学制，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说：“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1](p.5036)他在学务上开拓性的历史功绩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而癸卯学制是其重中之重。本文拟从癸卯学制出现的背景、灵魂、对其评价三个维度解析张之洞与癸卯学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其价值所在。 一 癸卯学制是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力求人才、调和中西的产物，出现的背景复杂而微妙，正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合力才催生了癸卯学制，以下几点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1.晚清社会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已经被迫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得不做出历史的抉择，要么立意革新，挽救危亡；要么固守成规，亡国、亡种、亡教。国内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此起彼伏。洋务运动所提出的学习“西艺”以富国强兵的主张无法改变中国内外交困的窘境，而有识之士认为，西方的制度文化，诸如政教刑章、学制等才是摆脱危难的惟一良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分别在《请开学校折》和《教育政策私议》中提出了新时期建立中国系统学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得到了光绪帝的采纳，尽管最终没有落实，但建立新学制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高度注意。力倡新学的张之洞也提出了他最早的一个近代学制的构想：“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2](p.196) 2.旧有学校制度不合时宜，壬寅学制失败 清朝政府延续了百病缠身的科举制，学校依然服务于选拔政治官员。张之洞说：“中国向日士风偏重文学，空谈政理，而于工农等学多薄而不屑……”[3](p.1488)旧有的科举制与西方先进的学校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弊病百出，成为国人批评的焦点。已有不少创办新学经验的张之洞对科举、学堂的优劣作了一番比较：“科举文字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4](p.24) 为改革旧学，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命官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是农历“壬寅”年，故称为“壬寅学制”。张百熙起用新人，力推新学，拟定了一系列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等，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但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学制改革受阻。百感交集的张百熙力荐张之洞会同厘定新学制，历史将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全新学制的重任压在了张之洞的肩头。 3.张之洞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逐步认识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5](p.3)，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6](p.1299)，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7](p.33)，“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8](p.17)。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9](p.12)。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10](p.22)，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三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1898年《劝学篇》问世，他将中体西用思想精辟地阐述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随后成为他拟定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