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04)02-0033-04 书院与科举是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基础上运作的“双胞胎”。这是我在参加2002年长沙会议时的言论。当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我们讲书院的产生，大都会说到中国有私人讲学的传统，佛道聚徒讲学的影响，天下大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于学。窃以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才是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是书的生产能力的突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不仅影响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使自学考试得以顺利推广。而起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自学考试的制度。 科举考试实行的是“学而优则仕”，是隋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经久不衰的选拔人才的手段。科举和书院，都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和推广基础上展现开来的。两者不仅有共同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在发展中又互相依赖，互相推动。两者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需要，并适应一定的发展程度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科举考试的弊病在于难以鉴定应试者的品德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书院（包括学校）则可补单纯通过考试鉴别人才之不足，鉴于各地的书院办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水平的差异，统一标准的科举考试又将其大致统一起来，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而考试的成绩又成为书院重要的奋斗目标。宋、元、明、清的历史也说明了科举考试与绝大多数书院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们批评书院后期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两者的结合正是科举和学校都能维持相当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书院往往以科举成果标榜自己教育的成就：科举依赖书院为其培育人才，促使这批人才具有更高的素质。这都是不应回避的事实。不管怎样两者是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产生的“双胞胎”。 时至近代，有人借着揭露科举的弊病，反对比较公平的考试。其实他们更热衷于推荐、保送。他们鼓吹的是血统论、裙带风、世袭制。他们反对“学而优则仕”，难道应该提倡“血缘优”、“拍而优”、“闹而优”则仕吗？究竟应以考试作为社会筛选手段？还是应该用门阀、姻亲、请托、攀附作为社会筛选手段呢？结论是明显的。比较公开、公平的科举考试为平民出身的贫士入仕；比较开放，并为学子提供膏火的书院贫士成才；两者都提供了机会。这终究有可取的地方。 正因为科举考试确有其弊端，以至于古代不少有识之士，往往批判其不能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然而并不否定科举考试的存在价值，而是主张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主张需要书院与学校的配合。这正体现了书院的价值。书院强调明体达用，强调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以及人。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成为而后七百余年书院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考试对教育不仅过去，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深刻的影响。自考至今仍是众多民办大学鉴定学业的标准。而每年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硕士、博士考试、职称考试、公务员考试都已成公众关注的大事。 这次我想从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的双重使命说到其与科举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佳、华林，雷塘三书院（堂）尤其是东佳书堂乃是我国早期具有教育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中国书院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 著名的宋初文学家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到：“学馆之南有雷塘焉，因以为名，且志地。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鼎峙于江东矣！”[1](P41-42)杨亿在这里说到的寻阳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在宋代时属于江南西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浔阳区）德安县（今江西省九江市管辖），华林书院（胡氏书舍）时属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奉新县（今属江西宜春市管辖）。而雷塘书院（雷湖书院）时属江南东路南康军（治今江西九江市星子县）建昌县（建昌县于明代分设安义县，雷塘属安义县。安义县今属江西南昌市管辖）。三所名书院其时鼎峙于江南东、西两路，故而可称为宋初鼎峙江南三书院。 这鼎峙江南三书院中，东佳书堂为最早，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五代时期著名文字学家徐锴曾为之纪述。徐锴《陈氏书堂记》称：“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盂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成性情，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则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有陈“伯宜”者，“来居庐山”，“遂占籍于”今“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陈氏以为：“族即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2](P9279)《末史》载：伯宜于“大顺初卒”。“伯宜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3](P87,1516)经过我等多年寻找发现多种类同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皆有陈崇于大顺元年(890)所立《陈氏义门家法三十三条》。如平江江州义门陈氏聚星堂民国丁丑（1937）《义门陈氏家乘》载：“一，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原文疑为“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一，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豪。”“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遂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又据道光四年(1824)颢川堂陈复盛等修《义门陈氏宗谱》，在前一条书籍不得遗失之后还有“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诸文字。文莹《湘山野录·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亦说：“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而马令和陆游两部《南唐书》皆称由于东佳书堂的创办“乡里率化”，或“乡邻化其德”。在江州陈氏义门《推广家法十五条》中又规定：“子孙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循礼义。”“如果资性刚敏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若中人以下，亦教以知理明义”，“忠厚而俭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