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4)01-0024-08 颜元是清初知名实学家，教育改革先行者。明末清初之普通学者，高者禅宗，卑者训诂，尤卑者帖括，居身无义，进退无礼，处事无能，对此，颜元深以为忧。[1](P231)为培养德才兼备、能干济时艰的实用人才，颜元从实际有用出发，在他主教的学校中，对传统而又在风行的教育内容进行了彻底改革。当时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只是科举考试的辅导班，“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1](P40)，“人人禅子，家家虚文”[1](P774)，惟时文是习，以八股为业。颜元对此极为反感。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坑焚。”[1](P691)他认为，八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儒家最耿耿于怀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于是他把时文与僧、道、娼一起，并列为社会四秽，直言道：“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1](P748) 颜元反对理学、八股，那他主张以什么教学生呢？颜元的回答是： 大约书是古人为学为治谱也。汉、宋儒专以讲读著述为学……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略过去……渠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解“博学”用“于文无不考”五字，蔽哉！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君子无方以学之，则事物洞达，措办有方……虽未必德即进于中和，功即臻于位育，亦可以弗畔于道矣。[1](P190) 下面，我们就从德、智、体、美诸方面对颜元的教育内容论分别予以探讨。 一、独树一帜的惟实德育观 儒家重教化，故极重德育，但所倡多虚。迄至宋、明，学人中先忧后乐之士日少一日，借仁义道德之说教而谋富贵利达之徒则与日俱增，德育，亦由虚而假。面对这种腐败风气，颜元慨然大呼： 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恶乡原也。世宁无儒，不可有伪儒，无儒犹可望世之有儒，有伪儒则世不复有儒矣。此君子所以恶夫文人、书生也。[1](P686) 颜元既然反对这种伪儒假德，那他的实学教育中又提倡些什么呢？ 极力提倡三达德，是颜元德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颜元在坚持信、义、孝、悌、睦等基本伦常道德之同时，尤重智、仁、勇。他说：“仁、智、勇，古今之达德也，立德、立业俱在于此。”[1](P649)又说： “三达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谋王定国，小而庄农商贾，都缺它不得。试观汉高祖张文成便是知不惑，萧文终便是仁不忧，韩淮阴便是勇不惧，缺一不成西汉二百年世道。后汉昭烈孔明智也，蒋、费仁，关、张勇，缺一不成鼎足事业。递至百职之居官，学者之进德，农成佳禾，商聚财货，都须一段识见、一段包涵、一段勇气方做得去。[1](P202) 不难看出，这实实在在的智、仁、勇，在颜元眼里，才是最重要的“德”——“达德”。并且，颜元认为，两宋之积贫积弱，以至灭亡，就是因为程、朱理学教育中缺了这“三达德”。 万物一体、天地为徒，是颜元道德理想的高境界。 颜元希望弟子们能做到“成己必兼成物，致中和必期位育”，“万物一体，天地为徒”。他认为，人只要具备了这种道德水平，无论“在上、在下，都能撑持气运，砥柱人群”，而这种人对于社会而言也是“有之则治，无之则乱”[1](P227)。可以说，上自先秦诸子，下至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都未能超出这“万物一体、天地为徒”的高境界。 认为德在艺中，进业便是修德，是颜元德育思想的又一大特色。 颜元认为，先儒将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统称为“三物”，这种将德、行、艺总名为“物”的本身，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六艺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内”[1](P753)。他进而认为，“六德是成德事，急难作成，六行是施为处，急难如法，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1](P194) 在这里，不难看出，颜元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进业便是修德，学艺亦在进德。’对于这一点，他的弟子中也有人大惑不解，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师生之间的对话。 颜元的弟子彭好古向颜元请教有关“实学”的问题，颜元回答道：“学者，学为人子，学为人弟，学为人臣。”从这个目标答案看，这分明就是一个伦理道德教育。而当彭好古再问学什么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时，颜元的回答却出乎其意料。颜元的答案是：“学自六艺为要。”彭好古接着又问，那您说说，例如算术，这又怎么与您的“学为人子，学为人弟，学为人臣”的培养目标挂上钩呢？颜元慨然道，嗨，你也不想想，人如果不懂数学，就会天不知其度，地不知其量，事物不知其分合，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好？不能办事的人，怎么能承父兄之命，事君长又何以尽职？[1](P624) 关于德与能之关系，颜元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