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教育政策范式的转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复兴(1966-),男,山东省利津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在社会转型与公共教育权力转移的背景中,教育政策活动范式和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育政策要有效地解决新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中的新问题,必须走向新的范式。在教育政策活动中应建立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权力博弈的机制;在教育政策分析中,应建立权力博弈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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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3-0015-05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公共教育权力的转移,已经出现了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和学校之间相互博弈的趋势[1]。教育改革与发展围绕公共教育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权力运行机制的重构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教育问题,如教育领域中政府选择与非政府选择的关系、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解制与规制的关系等,对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2]。不论是教育政策的实践活动还是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分析活动,只有建立新的范式才能适应新的政策环境。教育政策要有效地解决新的教育问题,必须走向新的活动范式;相应地,教育政策分析也应建立新的范式。

      一、范式与教育政策

      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提出“范式”(paradigm)概念以来,范式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就是指科学发展的图式或一般模式。库恩是用范式来说明科学发展进程的某一段时期内,某些公认的重大科学成就演变为科学发展的某种一般性的模式和理论框架,这种模式或理论框架能够为“科学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3](P8)。

      按照库恩的观点,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范式具有特别的价值。一方面,范式的变迁使科学成其为科学。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4](P371)。在科学发展的前科学阶段,各种意见分歧的学说经过争论以后形成一致性的理论或学说,形成一种学术界公认的“范式”,标志着该门学科的发展已经成熟,科学发展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但是,常规科学的范式往往无法解释在科学发展中不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理论,随着这种旧的范式失去解释能力的“反常”现象逐渐增多,旧的范式便陷入危机,最终导致科学革命,由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科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范式对于人们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在库恩看来,范式是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它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定向作用;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范式还是实用的工具,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4](P379)。库恩的“范式”概念所具有的本真意义以及它的特别价值,使“范式”对于教育政策活动和教育政策研究也成为很有意义的一个概念。

      1.范式是科学发展或科学实践活动的图式或一般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政策活动正如科学实践一样具有自身的图式或一般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政策活动的范式。教育政策活动范式是在特定的教育政策环境中形成的教育政策实践活动的一般模式。当讨论教育政策活动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教育政策的本质和描述教育政策活动的要素,如教育政策文本的形态、教育政策的利益分配取向、教育政策的活动过程、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质等[5]。其中,教育政策文本的话语模式、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及其结构、政策活动过程如政策决策、策执行与政策评价的特点等方面都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要素。因此本文认为,教育政策活动的范式往往表现为:教育政策的话语模式、教育政策价值目标及其结构、政策活动的特征(政策活动主体及其关系的特点)等方面。当教育政策的环境发生改变,传统的政策活动范式难以保证教育政策活动的有效性,就需要建立新的政策活动范式,即改变政策文本的话语模式,确立新的政策价值目标和结构,重新调整政策活动中主体的关系。

      2.范式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从范式对于科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来看,教育政策分析需要具备一种范式,以帮助政策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分析现有的政策活动和政策理论,找出其中真正的问题所在,并找到解释和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答案。我们可用范式来解释教育政策活动和教育政策研究的一般模式。政策分析的范式也可以概括为许多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教育政策分析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信念和分析框架。如,如何认识教育利益主体及其关系?如何认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及其实现方式?如何认识教育政策价值目标及其关系?如何认识教育政策活动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等等?教育政策分析的范式能够帮助我们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如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中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活动范式是更有效的?什么样的教育政策分析框架可以为政策研究者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正如库恩所描述的那样,在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中,政治活动、公共行政实践的范式与政治科学、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当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产生了带有普遍性的新的现象和问题,传统的政治科学、公共行政学范式无法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政治科学、公共行政学就会突破原有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寻求逐步建立自己新的范式。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学新范式的建立,又会不断批判和指导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推动形成新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实践范式。

      二、传统的教育政策活动范式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教育政策活动形成了自身的特定范式。概括地说,这种范式是一种单向度的政府选择模式,有以下特点:

      1.传统教育政策活动中话语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中心与行政机关中心。在传统的教育政策活动中,政府及其相关行政机构是唯一合法的公共教育决策中心和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在思考教育与国家、公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时,社会科学研究和相关的政策研究表现出国家中心和行政机关中心的特征。国家中心的视角在社会结构中突出政治领域的价值,其往往“假定经济和社会均附从于政治秩序,成为在很大程度上消极的国家行为对象[6](P590),国家中心论在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时,往往把“因果关系的首要性置于政治领域之中”,“而不是探索制度变革的社会根源”[6](P593)。行政机关中心是国家中心论的一种自然延伸,也被称为“行政机关范式”[7]。这个视角有一个假设,就是“公共行政属国家专有职能”,国家和政府是公共行政职能的唯一承担者,认为行政是国家职能和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活动。国家中心和行政机关中心的视角无法看到社会变迁中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因素的力量,无法描述和解释非行政机关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现象,不承认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组织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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