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4)01-0020-05 一、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发展 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源于美国，始作俑者是陶布曼(Peter Maas Taubman)。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派纳(William F.Pinar)教授称“他是北美第一位将后结构主义引入课程领域的课程学家”[1]，他于1979年在罗彻斯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首次以后结构主义立场探讨了课程问题。其论文名为《性与课程：话语和性别政治学》(Gender and Curriculum: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该论文于1982年在《课程理论化杂志》(Journal of Curriculum Theorizing)发表，被誉为是美国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奠基之作[2]。陶布曼“采用福柯的方法阐述课程研究中性和女性主义的问题”，他“观察并分析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推理性制度形成的变幻的‘性政治学’运动”，他提出“‘完全性’社会作为课程改革的必须”[3]。陶布曼认为“正是由于知识和课程的呈现及组织的方式遮蔽了潜在的具有选择性的政治学的面目。课程作为选择、分配、阐释的结果，不仅象征着享有特权的‘正式的’或真正的知识，而且象征着从事赋予知识以权力的推理性实践的条件”[4]。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陶布曼离开课程领域前往纽约学习表演。但1985年他又返回到课程领域，并从那时起，发表了4篇文章，继续从后结构主义观点来探讨课程与性的问题。1986年，他针对卡利和波特吉斯(Cully & Portuges)的论文《性别主体：女性主义者教学的动力》(Gendered Subjecs:The Dynamics of Feminist Teaching)，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女性主义者的教育学必须抵制要素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同时应引入后结构主义者倡导的性分析方法”[1]。但真正标示着陶布曼重返课程研究领域的是他的那篇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达到合适的距离》(Achieving the Right Distance)。该文探讨了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文中，他提出对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身份，尤其是对教师和自己的自我认同间的关系进行心理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许多人看来“人人都可以教学，因为成为教师并加入他们的教育实践是很容易的。我们以我们被教育的方式去教学”[4]。人们通过约束自我为教师意味着成为你不是的某个人。陶布曼回忆了他自己成为教师的过程。走马上任前校长要求他将头发剪短。“剪短了头发，手中拿着合同，我开始了学校的工作，把我自己看作是一个教师，以一个教师的名义开始教学”[2]。预定的、统一的、一致的要求和形象使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执掌教鞭。陶布曼认为，课程与教学的危机正在于此。他主张教师的个性化，打破赋予的、想象的身份限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自我履历式的经验。同时，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也需要教师的身份的消融。关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适距离，陶布曼认为“位于中间、中点”[5]。达到合适距离的过程正是教育意义追求的关键所在。 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陶布曼率先涉足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同时，有两位年轻的魁北克学者也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他们是戴格瑙特(Jacques Daignault)和高塞尔(Clermont Gauthier)，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是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当戴格瑙特还在攻读教育硕士期间，就对德卢兹和利奥塔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9年以后，他执教于魁北克大学。那年的秋天他遇到了高塞尔，高塞尔比他早一年来到魁北克大学。其时高塞尔正致力于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并希望将该理论运用于行动研究。正是戴格瑙特向高塞尔推荐了利奥塔的著作。此后，他们俩开始合作研究利奥塔和后结构主义[2]。几个月后，高塞尔提议将后结构主义运用于课程研究。1980年春天，他们合作撰写了一篇《不合适的课程机器》(The Indecent Curriculum Machine)，并于同年秋天参加由《课程理论化杂志》在弗吉尼利亚艾利尔会议中心组织举行的课程研讨会，该论文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 高塞尔其后的研究侧重于结合魁北克的教育境况，运用后结构主义思想研究和分析课程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反对预设统一性的目标，反对机械的概念界定和描述，反对普遍性的结构，而主张以流动观、过程观看待课程问题。同时，他积极倡导行动研究。宣称“（行动研究）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在办公室中、在头脑中”[1]。在其论文《水晶和烟雾之间》(Between Crystal and Smoke)中，他提出不应机械地去定义行动研究，而应该努力地去理解行动研究。他的观点是[2]，行动研究与特定的地点、时间、群体无关，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理论问题，如果要明确“行动研究就应该是这样的”，那就不是真正的行动研究了。行动研究可以发生于任何时间、地点和群体中。 戴格瑙特、高塞尔的研究及涉猎面稍窄一些的陶布曼的研究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后结构主义课程研究的早期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教育学者、课程学家介入了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开始努力用后结构主义观点影响课程领域。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车里霍尔姆斯(Cleo Cherryholmes)教授。在《权力与批判：教育的后结构研究》(Power and Criticism:Poststructural Investigations in Education)一书中，他不仅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概括了福柯、德里达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他还将这些思想用于批判一些传统的课程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