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A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03)06-0011-04 学校的课程标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对于这一点，想来不会有什么疑问。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成过程？ 在课程论的一般观点来看，课程标准的确定主要有三方面的依据或来源，即：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以及对学科的研究[1]。按照这一观点，课程标准的确定便与这些研究有关，取决于这些研究的结果，编订课程标准的过程也就是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而对知识进行的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过程。而由于已有研究结果作为价值参照系，因此，这里的所谓知识的价值判断与类型指定过程也就成了一种“技术过程”，即确定课程设置的具体目标、构建课程知识的基本框架及规定课程内容的要点等等。 应当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一观点并没有错，但要想对课程标准的形成获得更深入的、有区分度的认识，则尚有一些不能不追问的问题，诸如：课程标准的每一次编订（制订或修订）首先是缘起于对学生的新认识（对学生的研究结果）、还是缘起于对社会的新认识（对社会的研究结果）、抑或缘起于对学科的新认识（对学科的研究结果）？当不同的研究得出了关于学生、社会或学科的不同研究结果时，课程标准编订者们会依据哪一种研究结果去编订课程标准？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几乎没有哪一个课程标准是完全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来编订的现象？又如何才能解释特定时空下的课程标准的某些内容甚至完全不以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为依据的现象？ 看来，课程标准的形成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技术过程”，在这一技术过程中，必定还存在着“非技术因素”。事实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课程标准形成过程与其说是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一种“技术过程”，不如说是根据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一种“社会过程”。在整个这一过程中，都充满着权力的制约与价值的较量。对此，我们至少可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课程标准编订的缘由，二是课程标准成形的机制。 一、价值的失谐与应对：课程标准编订的缘由 设置一门课程，究竟应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课程目标，究竟应选择哪些知识？这些知识究竟应按怎样的方式组织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同教育知识的界定、选择及组织有关的问题。在任何国家与地区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严肃的，都存在着一套官方的、文本形式的答案。这套答案便是“课程标准”。“课程标准”乃是教育知识的一种“最高法规”[2]。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中，教育的自由权有大小多少之分，但“课程标准”的“官方文件”属性却无一例外。 然而，在任何国家或地区中，都没有无缘无故的“课程标准编订”。这里的“缘”与“故”首先应理解为存在着“价值失谐”，即原有课程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对学校课程的价值取向的新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不吻应的现象。二战后日本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的历次编订是极好的例证[3]。 日本现行的中小学课程体系确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前的日本中小学课程是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媒介，其培养效忠天皇的臣民的课程标准、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等都同战后日本新教育的“民主”价值取向严重背离。为此，日本文部省于1947年3月颁布了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个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它强调培养民主社会成员、设置与现实生活相关联的教学内容并鼓励创造性地研究教学。可以说，这是一个以“民主”为魂灵的学习指导要领。由于该学习指导要领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和美国使节团的报告书、为配合新学制的出台而应急制定的，存在着诸如生搬硬套美国经验主义教育理论、轻视日本教育传统、轻视系统科学知识等缺陷，因此，日本文部省于1948年秋便开始对之进行全面修订，并于1951年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不过，这一修订是“完善性的”，而非“改造性的”，其魂灵仍然是“民主的”。 然而，新学习指导要领颁布后不久，日本国内外形势便开始出现重要变化。在国际上，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给予日本组建保安队的权利及“对已公布的现行法令有创新审查的权限”；1951年9月，美、英等国又与日本签定了讲和条约，使日本恢复了独立地位。在国内，日本的保守势力上台，着手对战后一系列新制度和新法令进行修正甚至废除，重新寻求日本独立发展的道路；且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产业界提出了振兴日本科学技术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促使日本政府突出强调学校教育在促进民族独立与国家繁荣中的作用，空前关注对青少年学生的“爱国心”的培养。而现有的学习指导要领是不能满足这些新的价值取向要求的。为此，日本文部大臣于1956年3月向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咨询，要求审议会要从“为了今后的日本面向世界的进步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繁荣”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中小学课程改革，由此而启动了对现行学习指导要领的全面修订，并于1958年10月颁布了以“爱国心”为主旨的新学习指导要领。 但其后不久，日本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发达国家为发展科技教育而提出了“教育现代化”口号，掀起了科学主义课程改革运动。尤其是美国，在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冲击下，科学技术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为此而实施了一系列科学主义课程计划。这些课程计划把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的概念和一般原理作为中小学教学的内容，将教学过程视同于科学家的探究过程。这些运动、课程计划及相应的教科书等介绍到日本后，被视为“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而引起极大关注。其原因在于日本的科学技术自60年代起突飞猛进，推动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而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的日本政府期待的是能够更好地贡献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小学教育，是能够更好地培养中小学生科学素质的现代化课程。这样，现有的中小学课程就不能完全满足这一新的要求了。为此，日本文部省又启动了新一轮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全面修订，并于1968年与1969年分别颁布了以“现代化”为新特征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与中学学习指导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