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6-0084-08 美国教育史学的萌芽最早于出现于18世纪初的新英格兰。在建国之初，美国人热衷于学习和引进欧洲教育史学。随着美国学校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史学已基本上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国公立教育史诗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与国际历史学研究的转向相一致，美国教育史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史学观念和教育观念的更新，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视角从一元到多元，研究方法借鉴了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打破了与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美国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历了实质性的转变。今天，美国教育史学已被认为是最富有成果和最具有挑战性的社会史和心智史之一。研究美国教育史学史是有助于反思美国教育史研究乃至外国教育史研究。本文以对美国教育史学史的较为系统的研究为依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一些关系到推进美国教育史研究乃至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史学嬗变与教育史学更新 （一）教育史学与历史学的“母子”情结 最初，教育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两者天生就有着割舍不掉的“母子”情结。从美国教育史学史来看，美国历史学家曾对美国教育史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dams)主要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将兰克学派的一套治史方法移入美国。他还主编了《美国教育史丛书》(1888-1903)。亚当斯注重教育制度史研究，并创立了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愤世疾俗”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ms)在他9卷本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总统时期的美国史》(1889-1891)中，也研究了该时期的教育史。他把教育理解为对形成美国特性和精神有影响的广泛领域，包括文学、科学甚至习俗，而只是附带地提到学校和学院。可以认为，亨利·亚当斯上是美国教育文化史的先驱之一。 19世纪后期，随着学校教育及师范教育的发展，教育史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教育专业化历程相适应，美国教育史主要以制度化教育尤其是学制、学校教材、教法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从而日益脱离了历史学主流。卡伯莱(Ellwood P.Cubberley)的《美国公立教育》(1919)，孟禄(Paul Monroe)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1940)等都是以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史为主题。20世纪中期，在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的新时代，美国教育史研究依然故我。这种状况使历史学家深感不满，他们对于美国历史学家不研究美国教育史，而美国教育史研究脱离历史学主流，尤其是脱离社会史和心智史研究新潮流的状况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一方面，历史学家应把教育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缺少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学只能是不完全的历史学。另一方面，教育史学应与历史学新潮流接轨，从公立学校教育赞歌的偏狭模式中解脱出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对于历史的好奇心和对于教育的热爱在许多专业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并不缺乏，但这两者的结合却并没有发生。如果教育史领域不完成变革，新史学的变革业就不能完成。”[1](p.5)于是，想要从困境中复兴的教育史学家和想要把教育史学重新纳入历史学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拍即合，携手上演了美国教育史学变革的一幕。 （二）史学思潮与教育史学流派 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学派或“早期学派”统治着美国史坛约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在他的10卷本的《美国史》中，他以杰斐逊的民主党人立场为出发点，谱写了一曲一个正在上升的民族争取自由、民主与独立的颂歌。全书洋溢着乐观精神，大大理想化了早期美国历史。歌颂的主调，浪漫主义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同一时期的其它历史作品中，也影响了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时代教育史学的特征。对于新英格兰最早的定居者的教育远见的赞美倾向，以及归因于共和动机的方法，在霍拉斯·曼(Horace Mann)和巴纳德等人的作品中是普遍的现象。被班克罗夫特弄成风气的歌功颂德的做法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教育史学精神直至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昂格鲁—萨克逊学派的中心在霍普金斯大学。赫伯特·亚当斯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反复宣传“生源论”的历史观。在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中可以看到该学派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卡伯莱是站在种族优越论的立场来看待移民浪潮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的。而与赫伯特·亚当斯几乎同时代的亨利·亚当斯的历史悲观主义没有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历史学的主流，也没有对自巴纳德时代以来充斥在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乐观情绪构成多大威胁。笔者注意到，对昂格鲁—萨克逊、新教、民主以及公立教育的歌颂，仍然是卡伯莱《美国公立教育》和孟禄的《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的建立》的主调。进入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4次大的思潮兴替：进步主义史学；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兴替与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笔者认为，从传统派卡伯莱到温和修正派克雷明(Lawrence A.Cremin)再到激进修正派斯普林(Joel Spring)，他们的教育史作都深受上述美国历史学思潮的影响。科蒂(Merle Carti)曾承认自己的《美国教育家的社会观念》(1959)深受当时美国进步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他指出：“《美国教育家的社会观念》中对争端所进行的分析，其中有些提得过于尖锐。那些分析反映了30年代早期的心情过于突出。在那个时期，几乎每个人都非常了解交错的诸种冲突的利益和观念。现在成为风尚的是，历史学界要降低我们过去的冲突，要强调多多少少恒定的均衡性。这种趋势无疑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发生革命变化的时代对稳定和连续性的寻求。”[2](p.16)但科蒂感到，流行的风尚有时在历史著作中造成了矫枉过正的解释。但历史学家们却难以抗拒这种风尚，难于克服和超越正在盛行的理智风尚和现存情势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