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在介绍、引进外国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相当活跃，但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注意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内容、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注：贺国庆.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已显迫切。反思外国教育史研究，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无疑是有所裨益的。本文旨在对20世纪在西方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史学”范式特征以及它在方法论上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意义作初步探讨。 一 西方传统史学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所谓“兰克模式”。这种模式注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关注历史重大事件，在史料的考证和辨伪方面颇下工夫，认为史学家应客观公正地描述历史，因而成为19世纪科学历史学确立的里程碑。但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批判出现了，始作俑者有德国的狄尔泰(Wilhem Dilthey)、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意大利的克罗齐(Benedetto Grote)，英国的特里维廉(George M.Trevelyan)等，他们反对把研究历史等同于研究自然科学的做法，认为在对历史的阐释中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排除自我”，事实上绝对“客观”的历史描述是不存在的。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后，更是向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与思辩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事实的探讨和规律性认识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直接指向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本身，它关注的主要不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这恰恰是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成熟，20世纪历史学家们的视野日渐开阔，计量法、比较法等被广泛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精英人物的活动等画地为牢的做法，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传统史学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史学。在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法国的新史学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新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年鉴学派在法国诞生，其标志是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克(Marc Bloch)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二战后，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古贝尔(P.Goubert)、维拉(P.Vilar)、芒德鲁(R.Mandrou)、莫拉泽(C.Moraze)等人的努力，年鉴学派进入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杜比(Georges Duby)等人又使年鉴学派有了新的发展。除了法国以外，英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也是战后新史学的代表。虽然“西方新史学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各种具有不同方法和理论倾向的史学新流派的总汇”（注：罗凤礼.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2.），但由于这些新流派已具备了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共同的特征，因而从整体上看，新的历史研究共同体已经形成，新史学范式由此确立。新史学范式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内容扩展 基于一种总体史观，新史学的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囿于研究政治、军事史，而将视野拓展到了文化、经济、社会史，甚至是精神状态史；研究对象也不再是少数上层精英人物的活动，而是广大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布洛克曾比喻道：“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就像童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哪里有人肉的气味，哪里就是他的猎物（目标）所在。”（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403.）这里所指的人，已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体的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而是大多数民众。如布罗代尔在其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所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一群生活在15至18世纪的各国的普通百姓，分别描述了这个时期内他们的人口、种植物、饮食、居住、服饰、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运输、货币、城市，继而探讨由他们组成的这个世界的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作品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一系列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物质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形成以及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正如勒高夫指出的那样：“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想像力世界应予以同等的注意，这样的历史才是表现人类生活全部层次的总体史。”（注：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6.） 研究内容的扩大还表现在突破了单纯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局面，将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范围。“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研究中曾盛行一时，但两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对这种观点发起了挑战，也使欧洲人惟我独尊的心态得到了触动并有所改变。在当代，“欧洲中心论”已显得陈腐，“全球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新史学家义无返顾地将笔触伸展到世界范围，谋求整体史观的实现。 传统史学的史料来源多是一些官方档案、考古发现。新史学除此之外，还大量引用了一些非官方记录和口述资源。在年鉴学派的作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神甫的通信、旅游者的日记、绘画、民谣、口述材料等被广泛应用。 （二）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新史学的显著特征还在于它借鉴了其他学科，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美国新史学家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在《生活在二十世纪中》一书中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研究者不具备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作出合理的解释。”（注：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03.）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其他一些学科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4.）费弗尔首先开创了这种集体心理分析法的先河，他在《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中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人们的集体心理，揭示出那个时期人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信念、忧虑、喜怒、爱憎等。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计量法的运用十分娴熟，如他将三个城市洗礼和葬礼的统计数据处理在一张坐标图中，以此来比较它们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推断出当时的人口状况（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卷一）[M].上海：三联书店，1992.77.），表现出新史学家们对比较法、逻辑推理法、计量法等方法的重视以及高超的使用技巧。总之，新史学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历史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互借鉴、渗透的结果最终是既补充、完善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又导致了一批新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如心理史学、比较历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