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2-0066-06 南浔系近代江南六大名镇之一，以生丝贸易著称，晚清末年，已成为富商巨贾集聚之地，有所谓“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美誉。羊楼洞为近代鄂南重镇，以茶叶生产闻名，晚清时期的同光年间，其繁华已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如果说前者是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市镇向近代化转型的代表，那么后者无疑是内地新兴市镇崛起的典型。对两者作一点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揭示近代乡村城镇化的某些共同性与差异性。 一 南浔地处浙西苏浙交界处，清末民初属湖州府乌程县，地近太湖，属江南水乡，周围市镇成群，震泽、新塍、双林、乌青、菱湖等名镇与其相邻。该镇水陆交通便利，在半径150里的地域内，有湖州、嘉兴、苏州等传统手工业经济发达的著名府城，陆路180里、经过本县马要镇、德清县新市镇、仁和县唐栖镇等，可达杭州，船行500里，沿运河、经江苏震泽、平望巡检司到上海。随着近代交通信息的发展，南浔作为一个敞开式的江南市镇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更趋频繁。 羊楼洞位于鄂东南湘鄂交界处，清末民初属武昌府蒲圻县，地处要冲，属丘陵地带，踞进湘、赣之门户。民国以前，主要依靠古驿道与外部联系，经羊楼巡检司进入湖南，“其上，则滇、黔、粤、蜀有事于二京，各省凡从岳阳出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入；下则二京以至秦、晋、梁、江、浙、闽、广有事黔、蜀，凡从武昌入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出。”（注：顾际熙：同治《蒲圻县志》，卷1，古驿道；卷5，乡镇。同治五年刻本。）陆路距府城武昌和岳阳分别约360里和200里。此外，还有蒲圻—嘉鱼、蒲圻—羊楼洞—崇阳三条县级驿道将羊楼洞与临近的产茶地联成一体。粤汉铁路建成之前，羊楼洞的货物吞吐主要依赖于临近的长江及其支流新店河，从新店河顺江而下，航行500里至汉口。 南浔与羊楼洞虽然都处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但其所具有的经济地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南浔所在的江南是我国传统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中城市及市镇十分密集，一方面，南浔处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它又是周围市镇专业化分工格局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乌青（绵绸、丝经）、双林（绢、绸、绉、纱、绫）、菱湖（丝）、盛泽（绫绸）、震泽（绫绸、丝经）等镇的专业化生产也由来已久，与南浔不相上下，因此，南浔的中心地位并不突出。相对而言，羊楼洞的边缘地位更为明显，但它所具有的中心地位亦较南浔突出，不仅距武汉、岳阳等长江口岸城市遥远，而且周围市镇稀疏，商业化水平不高。正是由于羊楼洞处在湘鄂赣三省边缘的中心地带上，才使得晋粤茶商的巨额资金及周边的劳动力和茶叶资源，纷纷涌进羊楼洞，从而造成了羊楼洞的迅速市镇化。 两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交通所折射出来的内涵也不同，南浔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羊楼洞则属中部地区的丘陵地带，南浔是经济要道上的一座传统市镇，羊楼洞则处在军事意义较大的古驿道旁。差异更大的还是因此所造成的产业特色与前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反映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规模。 据考，早在南宋时，南浔就是作为一座商业性质的市镇而出现的，宋理宗淳祐末置南浔镇，设监官守税务（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南浔镇的兴旺当在明末清初以后，明人潘尔夔《浔溪文献》云：“湖丝甲于天下，着在为正；而陶朱公致富奇书云：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注：汪曰桢：同治《南浔镇志》，卷32，第19页；卷24，第10页。）正因为如此，到明末南浔已是“圜匮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都，实江浙之雄镇。”（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乾隆九年《巡抚常安请通判移驻南浔疏》也称南浔“烟火万家，商贾云集”（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范来庚道光《南浔镇志》序也云：“圜匮云屯，烟火数万家，非他邑所可仿佛。”（注：范来庚：道光《南浔镇志》，叙，第2页。）因此，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浔已是江南地区一个商业繁华的传统市镇。 相比之下，羊楼洞前近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原始记录既晚于南浔，也不充足。不过据现有史料我们可以肯定，羊楼洞茶叶商品经济初兴于清康乾年间。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亲征葛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茶马司，开放了蒙汉民间贸易，在这一良好的贸易背景下，山西商人作为一支十分重要的经济力量，开始活跃在羊楼洞茶区，并在此后羊楼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人叶瑞廷《莼蒲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初来颇倨傲，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作茶砖。”（注：叶瑞廷：《莼蒲随笔》，卷4。）乾嘉文人周顺倜《莼川竹枝词》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粮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自乡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即羊楼洞松峰山）。”并有注：“每岁西客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注：劳光泰，道光《蒲圻县志》，卷5，风俗，第274页；卷6，乡镇，第418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乾隆年间，山西大茶商“三玉川”、“巨盛川”来羊楼洞设庄收制砖茶，年生产砖茶八十万斤。直到道光十六年刻本《蒲圻县志》才有了“南乡洪石团距城六十里，羊楼洞产茶”（注：劳光泰，道光《蒲圻县志》，卷5，风俗，第274页；卷6，乡镇，第418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的正式记载。可见，正是山西商人促进了羊楼洞康乾年间茶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而羊楼洞也从此成为中国青砖茶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