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2-0017-07 一、问题的源起 地租征收率问题，本属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范围，又因涉及面广，而成为一个及于农业生产、农村基层社会状况、农民行为、中国文化，以及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包括“典章制度”和“数据史料”二者）……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选题。 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曾是国内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近年史学学术化的发展，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针对地主经济即自然经济的旧说，提出地主经济不等于自然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某种结合； 第二，是过去认为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土地的说法，估计偏高； 第三，是关于地租率，尤其是它是否在50%以上的问题； 对于前两个问题，据说已纠正了那些过时的论点，而对后一问题，则仍在争论之中。（注：陈廷煊：“近代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租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关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为此，不少学者已列举出各地的各种史料（如有大量的“地租额”散见于各种文集和地方志中），今天看来，再重复这种做法，还有没有必要？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看一看地租的实际征收即“实收率”的情况？事实上，一些新的研究正是如此入手的（如章有义等）。进而言之，如果地租不是或不能做到“足额”征收，甚至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仅有那些地租额的记录，又怎能说明“地租率”的问题？看来，对所有这类问题，我们都不能只作单面的解释，就好象一个计划的提出并不等同于它的施行，也往往更与其结果有异，对一种制度也不能只看它的规定，而不看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一些租约规定：“不敢懒惰、抛荒”，“不敢少欠”，否则要“依数赔还”，“任业主别行招佃”。（注：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页47-48。）若单凭字面理解，好象上面如何定规，下面便如何办理执行似的（可惜好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其实这种事情，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恐怕都不容易办到。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处于另一方的农民的行为，这是提出农民抗租行为研究的主要原因。 对另一派重视农民起义，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的学者来说，也多少忽视了上述现象即农民日常的欠租抗租行为及其影响。“起义”或大规模的暴力反抗，毕竟不是农民经常的斗争，在“农民起义”中也很少提出土地和地租方面的要求。所以在农民的各种斗争中，抗租行为可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各种反抗中，似乎只有它才是针对着所谓“封建制度”的。也可以说，农民一直在用他们的方法悄悄地修改着制度，也许，正是这些隐蔽半隐蔽的、静悄悄的行为，在推动着历史的实际演进，和起着更大的作用？ 历史上的农民到底是怎样的？应怎样认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农民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和状况？所有这些有意思的问题，恐怕也都有待于这一研究的完成。 另外应该指出，与地租率密切有关的，还有人们往往忽略了的地租“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例如，在征收所谓“正租”时，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如果考虑到这些，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点（而不是假定的50%）。（注：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年。）对于地租实收率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一个须要取得共识的“前进基点”。这类问题还有不少，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我们且把它们搁在一旁，先来考察地租的实收情况。 二、地租的实收率 了解地租征收量的升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1)以原额与实额（以及改订租额）对比；2)以租额（或最高实收额）与实收数对比；3)然后或可把它们每个都作成一个数列，并作出分阶段的对比。 1)原额与实额，以及租额修订前后的对比 中国历史上的租佃制度，除劳役租外，一向可区分为分成租与定额租（包括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清朝乾隆年间，一份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注：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八月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10。）但据对清代档案研究，定额租制也在北方流行，不过南方更为盛行罢了。据统计，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888件档案之中，实物定额租有531件，约占总数的60%，当居主导地位。（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文史哲》1984年第3期。）定额租，顾名思义即按一个事先规定的数额交租，其中一种即所谓“铁板租”（注：福建瓯宁的实例见赵冈、刘永成、吴慧、朱金甫、陈慈玉、陈秋坤：《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1995，页98。），但能够这样做到的只是少数，多数地方并不能照额征收。这是因为，首先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按原额折成交租的情况，前者称为虚额、虚租。犹如清人陶煦（《周庄镇志》附《重租论》）所说：吴农佃人之田，私租有至一石五斗之额者，“然此犹虚额也，例以八折算之，小欠则再减”；或如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所说：“照田根立券者曰虚租，有予议折实米数，不论水旱者，曰实租”；而在江西赣县等地，据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租约内虽注明缴纳足谷若干担，不得短少颗粒等语，实际上均有折扣，或七折或八折不等。（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39。）在明朝末年，据时人耿橘大说：江苏常熟田租之入，“最上每亩不过一石二斗，而实入之数，不过一石”，实额约为虚额的83%；又据陈继儒所说，计算地租折实率，约为76%。这些都是上等好田的情况。清代道光年间，据华亭县《张泽作善堂征信录》载，在中则田上，折实率高者为80%，低者为50%，平均约为62%，较上则田要低一些。（注：郑志章：“明清时期江南的地租率和地息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页45-46。）在档案中也有一些例证，如江西乐安县周端生佃耕业主杨天爵土地，一律是八折交租；安徽望江县陈以太佃田的租额，就有35石、32石和28石（实额）的三种说法。（注：谢肇华：“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