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052-04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其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城市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1798年法国侵入埃及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埃及与中国的历史开始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其城市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开始接受新文明的洗礼。 一 自969年后，开罗一直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法蒂玛王朝时期成为世界商业中心，1046—1049年访问埃及的波斯旅行家纳赛·库斯特说：“我无法估计它的财富，我从未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像这里这样的繁荣。”（注：《剑桥非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第1卷第3册，1988年，第16页。）阿尤比王朝时期，开罗成为穆斯林世界经济中心和中世纪亚非欧三大洲的大都会。据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开罗“市肆喧哗、金银绫绵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50页。）马木路克时期，开罗规模“比巴黎大6倍”，（注：何芳川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拥有35个主要市场和2万个商店”。（注：Malia Ruthen，Cairo Time—Life Book，B.V，1980，P.43.）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形容开罗“地区辽阔、物产丰饶、商旅辐辏、房舍栉比、而且极其富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第248页。） 上海地踞长江口，内联腹地，外通四洋五海。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开海贸易。元至元14年（1277）设立市舶司时，已是“蕃商云集”，“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儒孰、佛官、似馆。”（注：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清嘉庆年间，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注：嘉庆朝《上海县志·序》。） 两地经济虽然繁荣，但开罗在1798年被拿破仑征服之前，上海在1840年开埠之前，其经济模式仍属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市民以职业划分，往往集中在同一地段，如开罗有皮匠胡同、木匠胡同、裁缝胡同……，上海有豆市街、花衣街、咸瓜街……。各行业都有行会，其职责是解决内部纠纷，规定产品价格和劳动报酬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罗和上海的大小商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埃及和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后，外商纷至沓来。在与外商贸易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经营手段、会计核算、雇佣制度等等纷纷引进。开罗“从事各行各业的行东，为行事方便，必须领取执照”，（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页。）“对所有私人财产进行登记，……根据登记的财产调整应缴捐税的数额。”（注：艾周昌：《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上海钱庄开始介入国际金融业务，到1895年前后，“南北二市每日银票往来何止千百万数”。（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不仅如此，上海钱庄还介入了有价证券交易及金银、期货等投机买卖。这些措施不仅使开罗和上海原有的地方性小规模的家庭商店、商行，转变为有较大规模的在大范围内运营的大商行、大公司，拥有了数十万、数百万资本的新式商人集团，而且使这些城市率先出现了若干个新兴的商业类别和商业行业。1849年开罗第一家西式旅馆——撒费尔德旅馆（Shepheard Hotel）建成并开放，希腊式、德国式啤酒店出现；大量面包店、西服店、咖啡屋等在上海租界经营。这些新兴的商业行业具有现代化的性质，把开罗和上海纳入现代商业网络之中。 新兴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众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开罗和上海出现了交通运输、保险、通讯、现代工业、城市市政建设等新兴经济部门，从而使开罗和上海作为本国中心市场的作用突出。开罗成为埃及乃至中东地区的商贸中心，城市人口大幅增长，相当于埃及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其人口从18世纪末的30万上升为1947年的200万。（注：Mattei Dogan John D Kasarda，The Metropolis Era Mega-cities，Volume2，P.236.）从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其直接对外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人口从1880年的100余万上升为1949年的500万。（注：唐振常：《上海史》，前言第9页。） 西方的城市建筑风格和理念改变了开罗和上海的面貌，促进城市建设和功能向现代化发展。 首先，形成了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开罗的市容变化最早开始于拿破仑占领时期，拿破仑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强令加宽街道，拆除把各个市区隔开的胡同大门，拆毁一切有碍的民房和寺院。”（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第32、33页。）开罗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的形成则发生在伊斯梅尔在位期间（1863—1879），他不仅在艾兹拜基耶区和老开罗之间新建了两条林荫大道——克鲁贝特大街和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而且在开罗城的西边兴建了一个与旧开罗风格迥异的城市。新开罗仿效巴黎，按照笔直、布局、景观三原则而建。如在新的市中心建立大广场，市内修建笔直的大街和环行路等。为了加快新城市的发展，伊斯梅尔决定为那些能在18个月内修建一幢价值在3万法郎以上豪宅的人免税，这样就奠定了新区为富人居住区的格调。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广场、鳞次栉比的宅区、富丽堂皇的宫苑出现在尼罗河东岸。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林立在街道两旁。10年间，新开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式建筑群。英国驻埃及总督克罗默（1883—1907年在职）对新开罗进一步扩建和实行欧化，出现了一大批法国、意大利等国式样的公园和建筑物，如著名的花园城（Garder City）、劳代岛（Roda Island）、伊斯梅利亚——陶非克依区（Ismailiya—Tawfikiyy）、金字塔区等等，开罗的城市范围急速膨胀。 上海自租界开辟后，工部局和公董局以西方城市的标准在租界内筑路，使街道一改传统城区局促狭窄的格式。到1865年租界内已有通衢大道13条。租界与旧县城的市容形成鲜明的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外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注：唐振常：《上海史》，第10页。）上海租界的面积1915年比1848年扩大了12倍。在上海租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数十年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中国建筑质量最好的高层大楼和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外滩一带的欧式建筑群，南京路、四川北路等繁华大街初具规模。以“小洋楼”为代表的欧式风格与旧城厢的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