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三反”运动并不显眼，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过程的叙述上。1980年代以后，它频频地出现在各类文章中，其主要的原因是现实中反腐败的需要。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三反”运动只不过是“反映了共产党惩治腐败决心”的一个代名词。本文试图通过对运动主要决策者毛泽东的思路脉络的梳理，以窥“三反”运动的由来和它带来的社会影响，从而探寻共产党执政初期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制。 一、从“增产节约”到“三反” 在195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格局发展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之一表现在军费开支的急剧增加，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达到28.01亿元[1](p93)，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就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作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五条办法，主旨是紧缩开支特别是压缩军费，而且第三条还具体要求：各地从当年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这个口号并不是新鲜词，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刊上就开始提倡增产节约，支援战时经济。到1951年上半年，增产节约活动已经在各地初具规模。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在经济部门提倡节约资源、提高劳动效率、革新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是希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活力。 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2](p184)应当说，这时毛泽东的语气还比较温和，更多是一种号召和鼓励。但是，特殊的战时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得增产节约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鼓励变成要求后，人们的行为开始显得夸张，报纸上关于某某厂保证节约多少资源、某某村保证节约多少粮食的内容越来越多。作为战时经济动员手段的“增产节约”演变成了政治运动，但主要还是在经济部门开展。在这场运动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拥有比较多的大型国营企业，是当时中国工业经济的支柱，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很早就展开了“增产节约”的活动，而且比较有成效。 同时，根据1951年5月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同年秋天，东北局在党内布置了一个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据报道，1951年8月31日下午，东北局召集各直属机关两千多名干部集会。在会上，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看得出来，这时的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增产节约”还没有什么联系，前者主要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党政机关进行，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整党”的一种。而后者更多是在生产部门——主要是工矿企业展开。 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的，是在1952年10月下旬。10月22日，东北局发了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的要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较早地提出把“三反”和增产节约结合在一起的文件（关于“三反”的说法后来有所变化，但内涵上差异不大）。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但是，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操作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存在一定的难度。东北地区联想到正在这些部门进行的另一场政治运动“三反”，并不是偶然的“发现”。何况，贪污、浪费直接和经济相关，官僚主义也可以和各部门的经济活动扯到一起。于是，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运动在特殊的机缘下，合而为一。 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内容是：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进一步深化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11月20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报告的批语，第一次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希望各地及时报告有关情况[3](p513)。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把这—事件当作“三反”运动最早的缘起。 不过，毛泽东在批发高岗报告时，语气还比较平和，他的思路基本上还处在东北局的框架里，也就是说，这时的“三反”运动主要还是为最大限度地动员战时经济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