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主义之传入中国及其遭遇 在五四以来被介绍到中国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过广泛和长久影响的首推以杜威为最大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受到误解最多、引起的非议和批评最多的，也首推实用主义。 现当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大体上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五四时期曾出现高潮。当时西方各国流行的哲学流派大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从影响所及的范围和深度来说，以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最。当时罗素对中国的访问讲学受到过学术界关注，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里舒代替柏格森被邀来华，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他们影响的范围远不及同一时期杜威对中国的访问。 杜威来华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之际。参加五四和当时正处于高潮中的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被杜威所竭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即当时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所吸引，杜威也深为当时的中国民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与他自己的学说所要实现的目标一致受到鼓舞。双方的这种契合促使杜威这次原本是顺道由日本出发的短期访问竟延续了两年多时间，杜威讲学的地点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所到之处都引起了许多人（包括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毛泽东）对他的学说的热情。 五四和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国内外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无疑起了领导作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是陈独秀最早提出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尚处于初期，尚未成为可以单独主导全国的力量。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发展为一次真正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从学理层次上说是由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及接受其他主张进步和改革的西方新思潮影响的人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在反对封建旧传统、促进民主与科学这个大目标上却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用主义采取了相当求实的态度，既在原则问题上与之划清界限，又明确肯定其积极方面。 然而，随着2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的剧变，五四时期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统一战线被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共同目标越来越变得狭窄，差异却越来越表现得突出，以致彼此越来越处于对立之中。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30年代初苏联对杜威由尊重到敌视（由“民主和进步的哲学家”一下变成了“苏联人民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的影响，于是对杜威及其所代表的实用主义越来越趋向于全盘否定。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取得胜利后，在50年代中期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在方法论上则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十足的诡辩论。至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某些肯定被简单地视为他们在理论上不成熟、不彻底。这场批判对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有重要成就，但由于简单化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自此以后，在中国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实用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当作体现反动和被批判一方的思想理论基础。例如，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时，实用主义被认为是“右派”的理论基础；1959年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实用主义又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也把实用主义当作“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基础；1976年“四人帮”覆灭，中国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基础时，同样认为它就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这样实用主义在中国就成了处于当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加以剿灭的对象，似乎一切坏人、坏事、坏思想都可以从实用主义找到思想理论根源，在哲学、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一切最坏、最有贬义的称呼似乎都可加在实用主义头上。 对实用主义的这种简单否定态度必然影响到对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出现或流行的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从实证主义到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从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到当代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同样被简单否定，或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由于实用主义在中国更为流行，受到的批判也更多、更严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局又发生了新的剧变，中国共产党人对延续几十年的左的路线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行。这在哲学领域内也必然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大部分人越来越怀疑、甚至明确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认为它们同西方古典哲学一样具有积极因素，学习和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促使人们对实用主义过去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以及现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尽管一些受传统偏见影响较深的人士对谈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仍有所忌讳，哲学界、史学界、教育界仍有不少专家发表文章，对过去关于实用主义所作的那些几乎已成定论的否定性评价表示异议，并从不同角度对各领域内的实用主义观点重新作了适当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