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研究而言，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人，并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或奠基者。（注：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在评析了诸种关于中国美学现代第一人的说法之后指出：“事实上，中国之有‘美学’，实以王国维为最早”，并把他的美学称作是中国近代美学(1840-1949)的“第一块基石”。见《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页。）他的“艺术独立”论和审美“无用之用”说，他的美育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批评等，已成为中国美学现代传统的重要基石。但是，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所谓的中国“现代”美学，主要是指某一时段的中国美学，而少有学者从“现代性”角度立论。因而，诸多研究者往往从王国维最早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批判某些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一系列新颖的美学观点，并由此构筑起中国现代美学的雏形等方面，阐述他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功。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研究当然有价值，但还远远没有发掘出其现代美学的价值。所谓“现代”美学，应是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因此，研究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创建和发展的重要贡献，应着重其推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他从思维品格、价值论基础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美学，并对中国整个20世纪美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美学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它对今天及今后美学研究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 1905年，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0页。）。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到两汉则有所停滞；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就好比“第二之佛学”，影响很大。可是，在王国维看来，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介绍西方文学的，“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因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8-39页。）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因此，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那么，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在王国维那里，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还为了人生，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按照他当时的观点，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 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注：周国栋在《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新解读》一文中指出：“王国维和国粹派在学术立场上非常接近，王国维的学术观即是在章太炎、邓实等人论学言论基础上的引申，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也实出一种系统。”见《中国文化研究》2002秋之卷，第151页。），但是，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不像现在这样清楚，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注：叶秀山：《王国维与哲学》，《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而在他看来，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6-39页。）的要义所在。因此，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