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论文学观念将文艺作品归结为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化”，或内面精神寻求表现的冲动。与此相关，这一观念还十分重视文艺创作的自然天成，突出想象与灵感的主导作用，强调表现的直觉性、本能性。表现论文学观念为“五四”一代新文学理论创始者所普遍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最有名的有：诗是创作主体“感情的自然流露”，艺术是“自我的表现”（郭沫若）；艺术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创造欲的产物”（郁达夫）；“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文艺是“非意识的冲动”的表现（周作人）；文艺是“生命的艺术”（成仿吾）等。“五四”表现论文学观念是西方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学说、柏格森生命哲学以及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传统文化“先在结构”的作用和时代需要的制约。 一、“五四”表现论之共鸣于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对情感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及“想象”的态度上，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 对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在“五四”前后，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从作家主观心灵探求文艺的本源，是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一个主要倾向。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宣言，“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成了浪漫主义诗学的普遍信条。创造社代表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对此均深表赞同。郭沫若把诗人写诗、音乐家谱曲、画家作画，都归结为“感情的自然流露”（注：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收入《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郁达夫在《诗论》中谈论诗歌的定义时，引证了包括华滋华斯在内的数位诗家的观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离不了人的情感的脉动，所以诗的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是内部的真情直接的流露。”郁达夫由“情感自然流露”而强调艺术创作的非“机械的规则”的观点，在郭沫若一些文章中也可以见到，他曾提到诗是“写”的，而非“做”的，并援引雪莱的说话：“人不能够说，我要做诗。”象雪莱一样，郭沫若也将灵感比喻为“风”的袭来（注：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第209页。）。崇尚“自然”，藐视技巧规则，实际上是由对情感的强调派生而来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主张艺术“无目的论”也与情感的自然流露说有关，但艺术无目的与艺术的道德功用实际上并不矛盾，只是在他们那里，这种道德功用并非事先就有所考虑的，而是创作以后的事。歌德的说法有代表性：“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而且将会产生道德结果，但对一个艺术家提出道德目的就意味着毁了他的行当”（注：转引自雷纳·韦勒克［美］：《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郁达夫、郭沫若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这一点，比如郁达夫就认为艺术对人生的影响是“间接的结果”，并非创作时“先把结果评量定了，然后再下笔的”（注：郁达夫：《〈茫茫夜〉发表以后》，《郁达夫文集（第五卷）·文论》，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郭沫若也曾提出创作上持唯美论，而在鉴赏上持功利论的主张。 “五四”表现论之共鸣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反叛传统的精神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情感与自然的关系上，两者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西方浪漫主义那里，情感不来自于自然，而是相反，只有当自然经由了主体情感的投射后，才具有生命情调。华滋华斯、柯勒律治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华滋华斯说：“自始至终，事物……所产生的影响都不是来自他们自身，而是来自那些熟悉它们并接受其影响的人，这些人的心灵给他们施加了影响”（注：华滋华斯：《威威廉·华滋华斯和多萝西·华滋华斯书信集：中期》，E·德·塞林科特编辑，牛津1937年版，卷二，第705页；转引自阿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心灵投射于外界事物，外界事物也获得生命，同时主体心灵又收回“它所给予和被给予的东西融合而成的产品”（阿布拉姆斯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勒律治才肯定地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生命体”（注：柯勒津治：《致华滋华斯》1915年《书信集》卷二，648-649页；转引自阿布拉姆斯《镜与灯》，第93页。）。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在郭沫若、郁达夫那里，创作主体的情感激荡始终是外界事物——自然刺激的结果。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文艺的生产过程》等文章均有意或无意表示了这一看法。郁达夫在那篇提出“真情直接的流露”的同一篇文章的同一段落，也表达了情感的引起来自于外界事物的信念：“所以恋爱的时候，战争得手的时候，登高望远，遥情难遏的时候，有感于中，就发为诗”。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传统文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看法。这段文字与上引郁达夫“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对《乐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或《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沿用。 在西方浪漫主义那里，自然经心灵的投射获得生命情调后，就成了人的生命和灵魂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人在自然中随之也就获得了一种亲近与和谐。郭、郁很神往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关系，但他们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与浪漫主义是有差距的。郭沫若对歌德的自然观大加赞赏之际，却不知不觉滑向了庄子：“他亲近自然，崇拜自然，……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阶级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一切的学识。以书籍为糟粕，以文字为死骸，更几几乎以艺术为多事”（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文艺论集》，第183页。）。郁达夫在将诗歌的表现与自然的有机活动作类比时（这是西方浪漫主义者惯常的入思方式），也把“大自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物我相化”视作诗歌表现的最高境界（注：郁达夫：《诗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文论》，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在老庄那里，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与人的生命“同出于一个包办宇宙的‘道’”，都是“道”的“表相”，因此，道体、心性、自然之间是贯通的。人与自然的这种相通与西方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是迥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