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时间意识是个体基于生命有限性而追求生命超越与不朽的一种生命意识的体现，它构成中国哲学和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对时间有限性的深切体悟，人类生发出忧患意识和超越性意识，由此形成无限性时间意识，追求因时而变、依时而动的时间性的超越性存在，追求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从而形成审美的无限性境界。
’两字为水平轴线的时空系统。”[2]由这种神话宇宙模式的时空系统，中国文化发展出具有哲学意义的二元对立价值系统和象征系统：光明与黑暗、永生与死亡、阳与阴、男与女、动与静、实与虚、有与无、正统与非正统、中心与边远、明与昏（不明）、南（阳、男性、帝王之空间格局）与北（阴、女性、王后之空间格局）。 有限性的意识在老子思想中发现出“常”、“久”的时间意识。（注：《老子》书中“天长地久”、“故能长生”（第七章），“不可长久”（第九章），“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乃久，没身不殆”（第十六章），“常德（第六章），“不失其所者久”（第三十三章），“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常足”（第四十六章），“知和日常”（第五十五章），“可以长久”，“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等等。）老子思想中的“观始”、“观妙”、“观复”、“观前”、“窥始”、“慎始”、“知始”都与时间性生成相联系。 在《易传》（注：《易传》中“时”字共五十七见。如《彖·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山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也以“位”、“时”、“中”突出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所谓‘位’、‘时’、‘中’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若果一事物有所成就，它的发展必需合乎它的空间上的条件（‘位’）及时间上的条件（‘时’），其发展也必须合乎其应有的限度（‘中’）。易传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和时间、地点、限度联系在一起的。[3]《易传》中阐明了宇宙、人事的“穷——变——通——久”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永恒地依此循环以至无穷的变化过程，如同四时之永恒的变化。“生生不已”、“生生不息”为《易传》之核心。《易传》对“时”、“时机”的深刻领悟，使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立足于“当下”而追求永恒。 《易传》的时间是经由阴（——）阳（——）相互引发，经处于时机的通、变而开启，并领悟到的“天时”，此“时”之生生不息的流化亦为神。“《易传》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4]《易传》之时间是流动和化生并神妙莫测，依当下之时机“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系辞下》）。这种时间是一种“时间境域”，并依自身领悟其变化趋势而显出“时机的开放性”。 《易传》讲时，体现一种有限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易传》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事邪？是故其词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正因为这种时间意识，有限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才生发出永恒不殆追求无限的刚健气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彖传》）“不息”则意味着永恒时间中追求永恒。此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意义，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审美意识的根本内涵。 庄书中言“时”达七十多处。“庄子颇能从宇宙的广度来审视‘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的境遇，以为‘时有始终，有变化’，世事是‘无时而不移’的（《秋水》），因而唤醒人们‘面观四方’、‘与时消息’。面对死亡问题时，要能培养‘安时处顺’的态度。在应世方面，庄子学派提出了‘应时而变’的主张”。[5]事物依其常势而自然而然，即自身因其本性而成其为自己。这种顺应自然，即为应时，也即是在变化中，即为“通”，（《庄子》中“通”字共出现五十多次）而成其“道”。“道”的属性之一即体现往复、回复，即源始性时间状态。“周行而不殆”的“道”在源始性时间自成、自化。 儒家从孔子的“天命观”到“中庸”的“时中”同样包含有对时间的深刻领悟。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中庸乃指平常的行为，即随时随地为每一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6]。而此实践行为，在时间过程中，因时因地而不偏、不易，因此，仅言中而不言庸，则中仅悬空而成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绝对之标准。庸而中则是一种时机化、原生性的境域——时中，在实践（用）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因“时”而中。没有绝对的善和作为“标准”的“中”，而只有在“庸”的过程中，而趋向（时间性生成）——趋时而动、因时而变——一种善的（仁、礼）的境界（时中、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