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代史上，月下的世界和月上的世界、自然与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悖立对峙，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思想、经典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二元论及二元对立思维。普里高津在被阿尔文·托夫勒称之为“作为当今科学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标志”（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的《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中指出：“经典科学的问题所在，就是它在其自身之中说明了西方思想史中贯彻始终的两分性”。（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0页。）同样，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普里高津更加明确指出：“把我们与自然界分离开来，是现代精神难以接受的一种二元论。”（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 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思维定势，尤其是矛盾的两极观被奉为神圣的定论，其影响“直到现在仍困扰着西方思想”（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使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总在“为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之间不断地摇摆”。（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可幸的是，当人类进入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问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相继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混沌学、分形理论等复杂科学，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真实而多彩的世界，揭示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中的显著特征”（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Ⅰ页。），成为“我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的、方法、认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古老的盟约撕成了碎片”（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7页。），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的终结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一、从二元分离走向多元统一 二元论最显著的特征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离。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莫不如是。笛卡儿被称为典型的二元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灵和物。灵魂的本质在于思想，物的本质在于广延，二者的本质不能互换，不能决定、不能派生，彼此完全独立。笛卡儿的二元论建立在世界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的本原的基础上，其哲学思维方式即是典型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方式。 黑格尔虽然试图通过“实体就是主体”的命题去克服主客分立，建构辩证的两极矛盾观取代二元分立。他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矛盾组成。矛盾又是由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两方面组成。事物的发展变化正是基于对立的矛盾双方不断斗争的结果。黑格尔辩证的两级矛盾观的合理内核在于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是，辩证的两级矛盾观的基本形态只是“矛盾辩证”，它并不能包容复杂系统形态，揭示多彩世界的真实图景，何况它仍然建立在主客、心物、灵肉、无有二元性的基础上。最终也未能逃出二元分立的樊篱。当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的分裂无法弥合时，黑格尔不得不借助臆造出来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行使调合统一的神圣职权。在这一点上与笛卡尔“以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注：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强调“我思故我在”的绝对可靠性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它们都不可能具有回天之力改变二元分裂的局面。正如普里高津指出的：“西方哲学史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历史，其特征是在为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之间不断地摇摆”（注：伊·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这种特征被李约瑟讽刺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病”（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近代经典科学同样染上“痴呆病”的痼疾。它的“问题所在，就是在其自身之中说明了在西方思想史中贯彻始终的两分性”（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在西方近代自然哲学中，生命的月下世界和非生命的月上世界从来都是二元分立的。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力图使二者统一。比如柏拉图“从几何图形的‘活跃’和‘僵死’的基础来解释生命的变化过程”（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6页。）。“亚里士多德主要以活的有机体如植物和动物的功能为基础，来阐述他关于自然的均衡”（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6页。）。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由于成功运用牛顿、莱布尼茨和欧拉等人的数学工具，揭示出支配天体运动的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于是断言：只要给一个初始条件，按照牛顿的数学方程式，就可以精确无误地预测出月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宇宙在经典科学中仿佛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按照确定的、必然的预设程序，沿着时间可逆的方向自动地、有规律地不停运转。由于经典科学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机械决定论的泛起，生命的运动、进化、人的意识活动、社会的进化统统源于物理的机械力的作用。“所有的活的机体都是一种神圣的机器或天然的自动机，它无限地超过了一切人工的自动机”（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2页。），“人就是机器”，月下的生命世界被月上的无生命世界综合。其实这只是经典科学的一个幻觉而已。一个自动机冰冷的世界与一个充满了生机和自由选择的世界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在牛顿的宇宙里实际上根本无法统一，正如康德讽刺道：牛顿力学运用于生物学，“不可能找到解释青草叶片的牛顿”（注：［德］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3页。）。正是这种主观的综合，带给人类“文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即“两种文化的对立”（注：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