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学理论的时代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郝志军(1969-),男,山西左权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学基本理论和基础教育政策研究。

原文出处:
教育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教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精神。21世纪来临之际,“文化—生活—哲学”是我国教学理论合理性重建的时代构架。在这个时代构架下,需要进行两个层面的研究,即通过教学生活实践研究和元教学理论研究,以充分发挥教学理论的实践指导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还需要从主体的方面重塑我国教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形象。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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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3)05-0047-05

      一、文化—生活—哲学:教学理论发展的时代构架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教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精神。美国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刊”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各个世纪特征的哲学概括,就显示了这些世纪的不同的时代精神,而且这些时代精神也能体现在教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这套丛刊把欧洲中世纪称作“信仰的时代”,这正是哲学和科学成为宗教的“婢女”的时代,也是教育教学思想的“停滞”和“黑暗”的时代;它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冒险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是把古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再次复苏和觉醒的时代,也是为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身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林的前奏的时代;它把17世纪称作“理性的时代”,这正是近代实验兴起、科学理性逐渐扩展和深化的时代,“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就出现在这个时代,受培根的感觉论思想和实用性哲学的影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632年完成了教育史上的经典大作——《大教学论》,开创了实用性教学理论的先河;它把18世纪称作“启蒙的时代”,这正是人们逐步盛行的崇尚理性力量的时代,康德的“批判哲学”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正是康德的努力,首次把教育学搬上大学讲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卢梭提出的自然主义教学理论也体现出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它把19世纪称作“思想体系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转向“整理材料”的科学,各门学科建立概念体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黑格尔建立起了博大精深的思辨哲学体系,使德国的古典哲学达到最高峰。传统教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赫尔巴特也于1806年出版了他的《普通教育学》,构建起了带有思辨哲学倾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它把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这正是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时代,也是科学开始进行自我反思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哲学虽然流派众多,观点不一,但总的趋向是由近代的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即向人的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借此,哲学一方面对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进行整合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又为由于科学的单向发展而远离自己的根基——“生活世界”的人类,找到一个“安宁的家”。我国的教学理论也在20世纪末得到深化和发展,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教学论母体内分化出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学论学科群”。

      尽管不同的时代精神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前后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因而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社会发展的链条。前一个时代孕育着后一个时代发展的胚芽,并昭示着该时代的到来。所以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几年里,保持开放性的文化学视野,广泛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回归现实的教学生活,关注师生的生活状况,研究当下的教学问题,进而作出哲学层面的高度整合,完成理论建构的使命,仍是我国教学理论发展与研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这就是笔者提出的我国教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时代性构架:即“文化—生活—哲学”构架。

      首先,教学理论研究必须拥有广阔的文化学视野。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滋养着人类。时至今日,我国的教学理论研究再不能抱残守缺,在陈旧的体系框架内修修补补,更不能固于一孔之见、拒斥新思想,在生怕使既得的教学论寸土成为“别的学科的领地”的顾忌中不思进取。相反,教学理论要紧紧把握时代精神,保持开放的文化学视野,广泛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扩充教学理论的文化资源,来营养和发展自身。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作法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继承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许多教育教学思想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如内涵着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使人向“善”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值得进一步弘扬、发掘和继承的。当然这种继承是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继承。具体说来,这种合时性的继承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批判性继承,即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去其落后、保守的糟粕,取其合理、有用的精华;二是发展性继承,即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其内容和形式,使其在适用范围上、时间的延续性上、目的的针对性和内容的包容性上得到发展;三是创造性继承,即对传统文化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理解,赋予其新内涵。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单靠我们教育学界的力量是不够的,但视界开阔些、目标长远些却是必须的。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要处理好引进与转化的关系。对于外来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应积极地引进和吸收。但在引进和吸取的同时必须做好转化工作,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中的关键在于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一方面要搞清为什么一种理论或方法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或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另一方面要查明,产生于特定文化背景中的理论和方法,当把它们运用于相异的文化背景中时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它的普遍性和局限性的文化原因是什么”。[1]也只有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方能使研究者知晓,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能够引进且能转化,在什么条件下转化和怎样转化等。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理论开始引入我国教育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强调和注重实践性和开放性的“问题趋向”和“背景意识”,能“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提供思维方法、生存策略与反抗资源”[2],这些品格正是我们教学理论研究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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