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09；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3）02-0117-06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民主共和制度第一次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建立了起来。革命党人在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的同时，对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如何建设中国，进行了探索、思考和奋斗。在当时的建国方案中，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强调“振兴实业”发展近代经济的思想，另一种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强调政党政治、加强政体建设的主张。但众所周知，民国政权后为袁世凯所掌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的“振兴实业”的方案无从实行。正因为如此，史学界对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近代经济观从总体上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经济观产生的历史条件 1912年4月2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即发表了《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在这篇文章中他正式提出了“振兴实业”的观点。同年12月，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方针；并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以后黄兴、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主要代表，也分别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从而在革命党人中形成了一股“振兴实业”的经济观。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中之所以会出现这股思潮，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革命党人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革命的目标实现了，“振兴实业”和发展社会经济就有了它的政治基础。当时人认为，革命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从今以后，破坏的事业已经告一段落，可以全力转向建设。于右任在《民言报》上说：“昔日未破坏之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尤当先以建设自任”。（注：《答某君书》，《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7页。）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孙中山的两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是：“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322页。）二是：“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注：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322页。） （二）“振兴实业”经济观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据统计，仅在1905～1908年的四年内，就新设厂矿201家，投资合计5，581万元，平均每年增设新厂50家，新增资本达1145.4万元。设厂年平均数，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20多倍；每年平均投资额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57倍。（注：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96-902页。）但就总的状况来看，这种发展还是很不充分的。特别是到了1909年之后，清政府更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搜刮，对民族工商业百般摧残，使本来就对清政府怀有一定疑惧心理的民族资产阶级，愈来愈感到不能指望依靠清政府来求得实业的振兴和对工商业的保护。他们认识到：“中国（清朝）政府，不知依赖商、工业家，亦不能保护之。其罗款项抽厘税，皆尽其力所能及，百端摧折实业而不顾。故我国欲振兴实业而依赖政府，则万无可兴之道。”（注：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三联书社，1960年版，第205页。） 所以辛亥革命，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它显然是一场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愿望的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迫切希望革命政府能“振兴实业”，使革命前已有了初步发展的经济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当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们就对兴办工业充满希望，他们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1至862页。）又如棉纺工业资本家聂其杰，当时也曾力图趁民国成立的机会，扩充棉纺工业。他竭力向外界宣传：“目前创新厂，事易而功倍。……如有稳固之实业，投资者必多。”他还号召“爱国忧时之实业家……鼓吹而倡导之”。（注：聂其杰：《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东方杂志》第9年第4号（1912年10月）。） （三）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实业”这个问题上也达成一致 在1905年同盟会刚成立之初，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时，革命党人的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不少人并不赞成革命后进行社会革命、实行民生建设。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论述的那样：“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唯一目的，真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注：宋教仁：《我之历史》篇首蔡元培序，桃源三育乙种农校民国九年石印本。）在同盟会成立之后，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又将斗争重点放在宣传革命和武装起义上，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振兴实业”上。但武昌起义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不少革命党人的代表，均对这个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先生曾先后发表了《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黄兴也先后发表了《铁道杂志序》、《致上海昌明礼教社书》和《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的讲话》，均表达了“振兴实业”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