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就文革前棉花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时期(1954-1965)的农民家庭棉纺织业写过两篇文章①，分别从制度变革与政策变迁方面加以探讨。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说，国家实施工业化战略，加快城市机器工业的发展，通过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来掌握棉花、棉布等主要物质资源，从限制到严格禁止城乡手工棉纺织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背道而驰，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同时，放着质量、花色、品种更优的机织棉布不用，而要像数百年来一样，继续选择家庭自己纺纱织布？本文拟利用调查资料，对这个时期农民家庭纺织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一些考察。 一、农民家庭棉纺织的背景及概况 关于文革前农村棉纺织业较为详细的情况在笔者前两篇文章中已有考察。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以下的分析，在此，将其概况再略加叙述。 棉花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同时开始于1954年9月，两项工作都是按照国家法令的程序进行的。与两个命令的发布相配合，各有关部门同时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实施条例和规定。这些命令和条例、规定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具有法律效力，违犯者也就是违法违规。从字面规则上看，这些法规不可谓不严格，条款不可谓不全面、不细致。在正式法规之外，还有各级领导人的指示和讲话，都十分强调严格执行统购统销制度的重要性，执行中如出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如果这些法规真的是不折不扣地被执行，那么从农村家庭棉纺织业来看，则已无多大生存余地。按照1956年确立的“停止发展，逐步淘汰”土纺土织的基本政策原则，到文革前的1965年，十几年下来，农村土纺土织业应该基本上被取缔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根据1965年3月召开的13个省5个县的土纺土织座谈会上的调查估算，1964年，主要棉纺织区生产的土布约达17亿尺，其中商品土布11亿尺，占64.7％；在商品土布中，农民用自留棉纺织的约5亿尺，用拨给灾区的次棉纺织的约2亿尺，乡镇手工业利用废旧原料生产的再生布4亿尺。②还有6亿尺的非商品土布，应为农民自织自用的。即这一年农民用自留棉纺织的土布约11亿尺，加上次棉纺织土布2亿尺，该年农民自纺自织生产的土布共约13亿尺。又据该会议估计，这些年每年约有80万担自留棉用于土纺土织，可产土布12亿尺，其中进入市场的约5亿尺，即商品土布约占42％。1964年全国棉产量为3325.4万担，收购量3042万担，③即自留棉为283.4万担，照此估算，用于土纺织的棉花约占自留棉的28.2％，占棉花总产量的2.4％。 与建国初期比较，土纺土织布占全部棉布产量的相对比重在下降，但在绝对量上一直维持着一个基本水平。④同时，由于统购统销后被断绝了机纱来源，原来已经使用机纱织布的农户，现在又回过头来自纺自织，所以土纺土织布的产量反而比建国初期还有所增加。1964年土布产量(按照17亿尺计算)约折合为56667万米，超过了建国以后历年的产量水平⑤，仅低于抗战前的1936年。在全部棉布产量中的比重，仅低于1949年。⑥ 农村棉纺织业能够长期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和政策原因，市场需求原因等。其中特别是市场，⑦即棉花、机织棉布和土布三者之间的价格和比价，决定着农民家庭纺纱织布的成本和收益，也决定了农民家庭的最终选择。农民家庭纺纱织布的成本和收益情况，前两文中没有详细考察，本文从这一角度再作探讨。 二、农民家庭棉纺织的成本和收益 农民家庭从事棉纺织的目的，历来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自身穿用，再是出售纱、布以增加家庭收入。在本文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为解决穿用问题和增加家庭收入，农民可以有几种选择⑧：一种是，将棉花卖给国家，获得棉花收购价，然后用卖棉花的钱，去买国家供应的机织棉布；另一种选择是，自己植棉，自己纺纱织布，满足自家需用之外，还可以将多余的出售，获取货币收入；第三种选择，即从市场上购买棉花，自己纺纱织布，出售产品，获得货币收入，这种方式已是属于商品性生产。以下分别考察这几种方式下的农民家庭的成本和收益。 (一)按照第一种选择，售棉买布，首先要了解计划管理下棉花的收购牌价和棉布零售价格。1954-1965年国家棉花收购牌价和棉布零售价格见表1。 表1 1954-1965年棉花、棉布牌价表 时间 棉花(皮棉) 棉布棉布(21×21 36"白布) 收购混合平均价格(元/百斤) 零售混合平均价格(元/米) 北京市零售价格(元/尺) 1954 87.9 1.080.288 1955 89.8 1.080.288 1956 89.8 1.070.288 1957 89.8 1.100.288 1958 89.0 1.110.287 1959 89.0 1.110.287 1960 89.0 1.20 — 1961 91.0 1.31 — 1962 91.0 1.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