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21/j.cnki.ceq.2018.04.14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迁成为学术界与各国政府公认和关注的重大核心问题的背景下，利用中国古代气候重建时间序列以考察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自从竺可桢(1973)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中自然物候与灾害记载资料首次建立了过去五千年中国东部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之后，古气候学者进一步利用史料及树轮、冰芯、石笋、沉积物、孢粉、珊瑚等自然证据重建了大量高分辨率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序列(如Hughes et al.，1994；Tan et al.，2008；Yi et al.，2012；Feng et al.，2012；Ge et al.，2013；Hou et al.，2016)，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通过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社会动乱和社会变迁的系统对比分析，章典等(2004)发现，战争数量与气温显著负相关，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冷期。Fang and Lin(1992)在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获得的数据基础之上，重建了前190-公元1880年在蒙古草原南部和亚洲中东部生活的游牧民族向南和向东迁徙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王俊荆(2007)的研究同样发现气温和中国战争数目总体负相关，但气候变迁对战争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王会昌(1996)、李裕元(1999)、Zhang et al.(2007)、Zhang et al.(2008)、Zhang et al.(2010)和葛全胜(2011)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古气候学者对于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多为气温与战乱或朝代更迭之间的两两相关性研究。张德二(2008)和俞炜华等(2015)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了质疑，认为在复杂的古代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面前，简单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是不合适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在量化分析方面，经济学有着强大的工具优势。为此，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众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考察。如Bai and Kung(2011)将旱灾和黄河支流决堤作为降雨量多寡的代理变量，分析气温、降雨量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战争冲突的关系，结果发现，游牧民族10年间主动进攻的频数与降雨量显著负相关，但气温与战争频数相关性不显著。赵红军(2012)实证检验了气候变化和以战争数量衡量的社会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气温的升高(降低)倾向于减少(增加)社会不稳定程度，降雪异常对社会不稳定的作用是结构性的。陈强(2014)则着重考察了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活动的关系，研究发现，旱灾会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陈永伟等(2014)利用长期面板数据，对玉米引入中国后，对明清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种并未能让中国像欧洲国家那样摆脱“气候—治乱循环”。梁若冰(2014)考察了气候冲击与晚清教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冲击可以通过影响粮食收成和价格而影响教案的发生。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气候变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①，但该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之处：①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控制变量的两两相关性研究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应充分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优势，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将气候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同时纳入分析模型，以全面评估包括气温在内的各种因素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②现有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古代内乱和外患的研究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 data)，但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气候与内乱或外患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数据类型方面应该尽量使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这样可以把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通常难以避免的内生性问题。③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气候与中国古代战争之间的关系，而对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之间的量化研究仍比较缺乏。②王朝的兴衰更迭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应该把气候、战争与王朝周期和政府能力的变迁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气候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为此，本文借鉴陈强(2015)的做法，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历史上17个主要的朝代(中原王朝③)，时间跨度为前221-公元1911年的王朝面板数据集(dynastic panel dataset)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其中，横截面为王朝，时间维度为年份(10年间隔)，故面板数据结构为“王朝×年份”。分别用经济繁荣程度和社会动乱发生的频次来代表王朝兴衰的状况。经济繁荣、社会动乱频次较少代表“治世”，而经济萧条、社会动乱频次多则代表“乱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类变量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衰。 (1)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中国过去两千年来气候冷暖变化与中原王朝兴衰的时期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经验研究表明，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扩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恰都与气候暖期或变暖期大体一致；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则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冷期与变冷期(葛全胜等，2011)。因此，本文使用古气候学者重建的温度变化、降水变化、降雪异常序列和历史学者统计的中国古代水灾发生频次和旱灾发生频次这5个变量来代表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 (2)政府能力：纵观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政治结构的主导形态(金观涛和刘青峰，1984)。因此，政府能力在王朝兴衰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乃至至关重要。本文用三个方面来度量政府能力。首先，根据“王朝周期律”，一般来说，每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成长、成熟、鼎盛、衰落的生命周期。因此，本文使用王朝年龄(dynastic age)来反映政府能力中随时间而变的部分。其次，通过王朝固定效应(dynastic fixed effects)来捕捉政府能力中不随时间而变的部分。比如，王朝的建立时间、领土面积、基本国策、主流的意识形态等都可以包括在王朝的个体异质性当中。最后，本文还纳入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变量。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表现。很多学者认为，税收制度的简陋、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Wang，1936；黄仁宇等，2001；费正清，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