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 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这次讨论会发了很多资料，其中许多文章和论点我都不知道，要学习也来不及了。知识不足，不敢置评，只好以彭慕兰的《大分流》为线索，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心论”问题 彭说，19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工业革命发展后才有欧洲中心。我完全同意。但要强调，这是指经济中心，不是指文化或历史中心。文化总是多元的，历史中心是康德、黑格尔杜撰的。前几天当代物理学大师斯蒂芬·霍金在杭州演讲，说宇宙正在膨胀，但没有一个膨胀中心。对人类文明或历史，也应这样看。霍金的《时间简史》（当前世界最畅销书）可作历史观看。经济中心是世界交往多了，自然形成的，谁最强谁就是中心。弗兰克追随沃勒斯坦，本来是讲经济中心，但把丝绸之路和“中华五千年”也扯上，就弄混了。经济中心是变动的，布罗代尔说已有三次大迁移。不久也许还会有多中心。我们研究经济史不必死抠在中心论上，还是作比较研究为好。 二、19世纪以前中西经济的比较 王国斌提出的中西互为参照系的比较方法很好，我称之为双轨制，彭慕兰也用此法。但我曾说过，王最成功的是比较中西政治制度史那一篇，而在经济篇比的不够明确。通常我们是比谁最富裕，如生产力水平，消费水平等，而这都无适当标准。麦迪逊用人均GDP是个硬指标，但明清的GDP怎么估算？他自己也说是guestimate（美国俚语：瞎猜）。彭慕兰提出另一指标，即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在新古典即现代化时代，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的原则已不在话下，而最佳经营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接近于这个原则也就是接近于能自由选择机会成本，资源和劳力能自由流动。这样，谁更接近于新古典原则，谁就更能摆脱斯密陷阱或内卷化，更能进入现代化。这种方法不是比谁最富裕，而是比谁更先进。例如，不是看人口多少，而是看人口行为；不是看耕地面积，而是看种植方式；劳动不是看谁最卖力，而是看流动性；消费不是看吃几碗饭，而是看消费结构。彭慕兰的结论是：18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比同时期英国的大地主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原则，更能避免内卷化。黄宗智反对彭的结论。黄把内卷化定义为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我不同意黄的定义，因小农的效益不能用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衡量。我对彭慕兰的结论也有保留，见后。 三、英国为何较早工业化？ 彭慕兰认为19世纪江南与英国的经济水平大体一致，但英国较早实现工业化了，原因有二：一是美洲殖民地给英国提供棉花、玉米、烟草、木材等，使农业能腾出耕地，避免内卷化。二是工业方面，煤矿恰在工业区，不像江南需从山西运煤。对此我同意，但觉得太简单了。英国首先实现工业化是多种条件造成的。即以殖民地而言，还有奴隶劳动、原始积累、白银流入导致价格革命等。更重要的是法律、社会和文化思想因素。如像技术革命、以普通法代替领主规则，前人议论最多，而彭一概否定。我知识不足，不能依次排列各种条件，但觉得布罗代尔整体史观的分析比较全面。这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问题，社会学的分析比经济学的分析更重要。 四、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没有普遍规律？ 有人认为历史是研究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规律。在欧洲长期占优势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是这种观点。但自维柯到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都认为有普遍规律，从孔德到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也认为有普遍规律。我以为，单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说，各国有不同道路、不同模式，但至少有两条可说是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的，即都是起于市场扩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决定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最清楚；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理论，都是这种观点。彭慕兰所谓更接近新古典原则，即更接近市场经济。另一条是理性化。我坚信：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上的理性化，以及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在西欧，它发端于16世纪，以牛顿、培根、笛卡尔为奠基人，形成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唯理主义两股力量，以18世纪启蒙运动为行动，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至19世纪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美洲和东方各国的现代化，也都有类似的理性化过程。 五、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我以为，在16世纪，中国也有了现代化的因子或萌芽。标志是大商帮的兴起，十大商帮有五个兴于16世纪，其余在17世纪前期，同时出现工场手工业和散工制，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发生某些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如财政的货币化和白银化，押租制和永佃制的出台，短工的人身解放，乡绅或社区权力的兴起等。我这种看法是受傅衣凌先生启发，以傅为师。后来发现，陶孟和、梁方仲、早至梁启超先生，都有类似看法。 就思想变迁说，中国更早。我以为宋明理学就是传统儒学的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儒学的科学化，并竭力推崇朱熹。我则以为到王阳明才比较成熟，能解放思想。因而，16世纪掀起以泰州学派、李贽以及东林党人的反传统思潮，17世纪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李学派的启蒙运动。但为时甚暂，清人入主中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启蒙运动嘎然中止，资本主义萌芽也中断了。制度方面虽继续有摊丁入地、长工解放等小的改革，但因理性主义夭折、未能引起经济体制的变革，更不用说政治体制（constitutional）的变革了。——这些都要待鸦片战争以后借助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才能实现。 中国的理性主义有一大缺点，即独重道德理性（价值理性），缺乏工具理性。这是传统使然。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即重视逻辑学，特别是推理逻辑，成为科学发展的工具。培根、笛卡尔、康德都讲伦理学，但更多是讲逻辑和工具理性。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政治学、法学和后起的社会学，都主要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经济学在李嘉图以后几乎完全是工具理性，要收益最大化，只讲效果，不讲道德。这也造成今天西方物质发达，而道德沦丧、犯罪和战争不息的恶果，但在当年，对实现现代化来说，是赫有成效的。中国相反，辨证思维十分发达，而逻辑思维很糟糕。朱熹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不亚于康德的先验论），以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都没有工具性。因而中国的理性主义发轫甚早，但无功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