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72(2002)01-0120-04 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再生于当今世界？这是目前中西方文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所得的结论自然也存在着较大的歧义。一种意见认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是相冲突的，中华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丢掉传统的包袱，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脱亚入欧”之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发生危机，西方文明难以救世的特定条件下，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足以以西方文化纠偏扶危；还有一种意见却中和了上述二者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任何既往的文化都必须与社会现代化相融合，如中国的儒教文化、道教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希伯莱的圣经文化……各种古老的文化要想获取新生，都必须抛弃自身腐朽僵化的成分并将生机仍存的成分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使之潜滋暗长、脱胎换骨。殊不知，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精神”，其本身既具有原创意义，又能绵延百世，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地被后人重新刻勒、阐释、发挥，产生一种“古树新花”、“守本开新”的不朽魅力。 所谓“元典文化”，即原典、原初文化典籍，依熊十力先生所说，是指那种“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的典籍。冯天瑜先生认为，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它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皆有着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此方面，印度的《华陀经》、《佛经》，波斯的《古圣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诸先哲的论著，犹太人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被相关民族视作“圣典”或“元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是《易》、《诗》、《书》、《礼》、《乐》、《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这些传世典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母体，成为数千年中华文明之源以及引领文明之河的潮头。后世的文化源流与其无不表现出一种承递性或延续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割断自己的传统，从所谓外在于传统的视点，“中立”地无前提地评价或接受传统。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卷4,P109）由此可见，“元典文化”以其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的内涵，始终与后世的文化演进存在着外在的历史联系与内在的精神联系。 元典何以具有这样持久的功能与魅力？其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反思元典所走过的文化历程，我以为，这在于： 一、元典文化的终极意义与不朽主题 著名的文化学家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2]。《大英百科全书》则标明：“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从此出发，考察元典文化，可以发现，代表元典文化的“原典”所讨论的多为关于人类社会与生活的不朽主题，所探究的亦大多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命题。如《易经》的“天行健”，《论语》的“德治”，《老子》的“道法自然”，《孟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从文化的原初状态看，这些由古圣先贤提出的思想本身就带有原创意义，它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的思考引向了本质性的考察，这是一种“大本大源”、统领始终的不朽主题。从文化的沿革承递来看，上述“元典命题”因为其思考指向了宇宙、社会、人生等具有终极意义的现象问题，故而在精神上又表现出一种观照古今的超越性。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宇宙的，还是对社会的、人生的阐释解说，归根结蒂所言明的又仍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天行健”意在说明“天道有常，周行不殆”。老子推出“道”为“万物之宗”的思想，把“道”看成是无形无名的形而上本体和总规律，视其贯穿在天、地、人之中，也旨在指明，自然无为便是人道之根、治国之本。孔子的“德治”与孟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亦从对人的平等、尊重和爱护的进步思想出发，提出治国之纲、强国之本。凡此原典命题，在民族文化的承传演进中，其内核精神始终成为主导或左右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此正印证了一位哲人的判断：“太初有道……人与文化皆开始于兹”。 二、元典文化的人学主题与哲学内涵 20世纪德国人类文化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提出关于人的定义时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在他看来，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这里，卡西尔所说的“理想”与“可能性”，与人所创造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又必然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以此推之，由古圣先贤创造的“元典文化”所表现的主要精神层面仍在于对人学主题的探究。因为从外显的文明现实来看，文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的文化化，是自然向属人的转化。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总是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注重人的主体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释家，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美与真善的和谐统一。“人学”构成了中国元典文化的精神内核，如周人重德，认为“我道惟宁王德延”[3]，“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4]，周人认为，要敬德，就必须保民，如此才能永得天命。因为民心就是天心，“民心所欲，天必从之”[5]。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德”字及其思想为周人所创，而在殷人那里从未有过，于是殷灭周兴。“敬德”、“保民”思想与措施遂使周人强大，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周以后，孔子所维护的周礼，其中便包含了许多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克己复礼”，皆意在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从而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儒学”继始祖孔子之后，则有战国时代的孟子和荀子。二者为承继孔子儒学的两大主要派别。孟子之儒和荀子之儒，分别从人性“性善”论和“性恶”论的角度，探讨了“人学”的本性，从而成为先秦儒学人情化的代表。尤其是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以及他大力倡导的“以德服人”，“以德王天下”，着眼于争取民心，“保民而王”[7]。从而成熟地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仁政学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此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孟子看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是“人”生来俱有的，它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端”的萌芽。经过“人”的后天的努力，将“四端”发扬光大，仁义礼智的品德就会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孟子这种关于“人学”问题的哲学思考，显然是对孔子所创儒学的新发展，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