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跨入21世纪的门槛，蓦然回首，我们已走进了“全球化”。自1989年柏林墙坍塌到1991年苏联解体，从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到2001年中国加盟WTO，足以表明全球化时代不仅已经到来，而且正以加速度方式全面推进。 毫无疑问，全球化一方面扩大了作家们的书写空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作家们选择的困惑。在这样一个星球意识与国家观念难解难分，人类必要与民族情绪颇费思量，公共视域与私人经验纠缠不清的时代，过分文学化的文学反倒更可能误入文学的歧途。新时期以来，“内外之辩”与“纯文学之争”此起彼伏，个人、私人写作的呼声渐高，颇有无私无性不足以言文学之势。其实，文学写作有多条路线，如主流——意识形态写作，精英——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大众通俗写作等，这是三条基本路线。此外还有极度个人化、私人性的另类写作路线。我们不否认各种形式的另类写作确曾一度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奋力崇尚的主导方式，有人甚至视之为对于“三条基本路线”的有效抵抗，以为此类叛逆性写作真正实现了文学的“内转”，真正达成了文学的“当代性”。但这很可能是个误解。 所谓内转的文学强调书写者的主体呈现与个人经验，敬畏语言的自在性及书写的想象性，追求本文的纯粹形式及由此而来的超越性与繁复性。应该承认，尽管有学者斥这类深度内转的“纯文学”是个空洞的理念，大有躲避崇高之嫌，但它在抵抗此前过于社会化的文学思维以及调适艺术运行周期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矫枉过正的作用，至少给沉静的当代文坛提了个醒。 然而，面对全球化的强势语境，一味内转或对于纯文学的盲目崇拜与过分张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文学性的漠视或放逐，因为纯文学与文学性实在不是一码事。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叙事尽管可以而且应该是多元化的，但是，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无论你内转还是外转，也无论你走哪条路线，问题的关键在于，你都必须以文学的方式传达公共或私人经验。这势必带来新的疑惑：公共经验与私人经验的趋同或背离。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只看到了二者间背离的一面，并因此认定主流写作仅与前者亲和，后者则属于另类写作路线上的“走私派”。现今不少评论家廉价地迎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庸俗的时尚趣味，以为包括身体官能在内的私人经验更具有个人性，更多地包容着文学性，因而希望“走私派还在走”。这种非此即彼的写作理念不仅忽视了公共经验与私人经验间的兼容与互补属性，而且客观上排斥了精英与大众这两条基本写作路线。事实上，主流文学中的公共经验常常以私人经验的方式呈现于某种具体文本之中，而貌似个人化的私人经验也必然是特定时代、社会语境中的个案性言说，二者并不截然冲突。至于精英与大众写作，本质上也是同质异构。 如此看来，私人经验与纯文学一样，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可以信赖的对象性资源当是公共经验。我们说全球化时代公共经验是文学写作的最佳选择，除前述原由外，还基于以下基本事实： 其一，公共经验更多地隐含着先进文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大众的理想、愿望和要求，亦即最广泛、最充分、最先进的公共经验，理应成为文学活动最鲜活，最富生命力，因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写作资源。六十年前，在那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烽火岁月，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中国民众抗日图存的公共意志和文化经验，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在它的引导下，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展开，独树一帜，有力地团结、教育、鼓舞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关键看你能否代表，如何代表。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的今天，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明确发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号召，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广大人民从思想上精神上提高起来。新时期以来得到广大读者认可的作品恰恰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上述公共经验，这不啻对狂热乃至偏执的另类霸权企图的嘲弄。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呼唤主流写作，人民需要主流写作。主流写作无罪。 其二，公共经验是文学书写的本原。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文学创作是现实经验的审美反映，这是已被文学史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的写作规律。《诗经》、《荷马史诗》以及众多民族史诗，无一不是公共经验的艺术传承。可见，真正的文学不仅源自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经验，而且还要回归为读者接受中的“公共体验”，即所谓共鸣，否则，便不是到位的、完整的文学活动。因此，对于文学写作而言，皈依现实生活及生活主体的公共经验才能取得最大的解放效果。所以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应关注滚烫的生活，回到粗糙的大地。绝对的私语是没有的，纯粹神经性发作只能是庸俗的，包括真实心理体验在内的公共经验永远是文学书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其三，公共经验在全球化时代与文学之间享有最高程度的通约性。文学是人学，关乎全人类的境况与情感。既然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命形式，自然就有相通的生命体验和共同的生活经验。乐黛云说得好：“尽管人类千差万别，但从客观上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诚然，虽说工业化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将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推向了全球，极大地调动了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甚至将生产力的总体水平提升到确有可能暂时满足全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地步，但这种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人类始料未及的。如人类为了眼前利益而强加给地球的各种并非善意的改造活动，为增强家庭和民族实力而盲目生育，或借口国家安全而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肆虐等。一时间，危机四伏，人心惶惶，环境污染，能源萎缩，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厄尔尼诺、拉尼娜鱼贯而出，沙暴、酸雨、赤潮触目惊心，核威胁、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惊雷满耳。置身如此严峻的情势之中，人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细细品味远离现实人生十万八千里的想象型诗歌与小说，一心标榜内转的作家们苦心经营的“理想国”顷刻瓦解，自恃清高的评论家们惊心呵护的纯文学文本被无情地边缘化，马克思向来重视的衣食住等基本生存要件重新被当作头等大事摆上桌面。有如一位小品演员的台词所说，“吃穿都没了，你臭美啥？”正是这种逼人的态势使公共经验与文学本性一拍即合，达成共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