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文化市场 文化市场的形成和通俗文艺的兴起，构成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就一般意义而言，把文艺走向商品化视为灾难，认为文化市场只能产生毫无个性、粗劣低下的产品多少是过于简单化的断言。 文化市场总是存在着两种驱力的互相制约：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讲究划一、模式化制作的驱力，和为不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追求创新、独异的驱力。文化市场的规律就是在划一与个性化，程式与创新之间冲突和摇摆。就消费大众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冲动：迎合时尚的冲动和追求个性化的冲动。这使得文化市场在其运作过程中受到双重机制的制约：一种是审美规律的潜在制约，另一种是市场规律的显在制约。脱离历史情境，抽象地谈论文化市场的优劣，很难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商品化是社会进步和文艺自身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的表现。在欧洲，大约十八世纪前后，伴随着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兴起，文艺经历着从宫廷的文艺到商品的文艺，由服务于宫廷和教会到服务于读者大众的转变。在此之前，一些有才华的文艺家为宫廷或教会所收容，这些艺术家从宫廷或教会那里领取津贴，并按照宫廷的意旨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与民间艺术迥异的、体现宫廷趣味的高雅文艺，法国古典主义文艺就是由这样一些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艺术的商品化与市民阶层反封建，反教会，要求平等和自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将艺术视为商品这一观念本身，相对于把艺术视为贵族阶层的专利而言就富有挑战意味。正如利奥塔所说“叙事（通俗）文化重获尊严，它已表现在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各种启蒙思想体系之中，譬如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叙事不再是合法化过程中偶然的失误。在知识困境中转向叙事求助的明显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要求从传统权威下争取解放的潮流同时发生的”。① 这使得欧洲文艺走向商品化的进程从总体趋向来说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明清通俗小说最初两个流派（神魔小说和讲史演义）的形成，首先应归根于集市井气和铜臭于一身的书坊老板。书坊主以牟利为目的，但客观上无疑促进了通俗小说的传播和发展。尚友堂主人刻印《拍案惊奇》其驱动力正如凌蒙初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是眼红冯梦龙“三言”的“行世颇捷”。冯梦龙撰写“三言”，也是“因贾人之请”。通俗小说作为商品的属性，也离不开商品供求法则的规律，它调节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当供不应求时，书坊就采取种种措施刺激作者满足读者的需要。如明末魏忠贤败亡后，人们渴望读到揭露魏党劣迹的作品，书坊觅人撰写并赶印《警世阴阳梦》。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曾以清新的风格和情节的曲折受到欢迎。但，当这类题材过滥而为读者所厌烦后，书坊也便停止收购此类书稿，迫使作者改变题材，于是，时事小说兴起。② 2.“自主的”文艺 新时期初，走向商品化的文艺也同样面临着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相近的文化背景：文艺由“四人帮”文化专制时代为政治服务，文艺家必须按照“领导出思想，群众出智慧，作者出技巧”的创作模式去形象地演绎特定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到转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适合大众的文化需求而创作。在当代中国，商业化文艺即隐含着将对文艺的裁决权转向读者大众手中。阿多尔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及世界范围的通俗文艺的勃兴的缘由“轻松的艺术总是伴随着自主这个影子。它反映出社会上没有严肃认真的信念。这种轻松的艺术是缺乏真实的社会前提的作品。”③在当代中国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新时期以来，文化市场、通俗文艺的迅速勃兴，隐含的是对“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强烈反拨。新时期初以“软性”为基本特征（强调抒情性），个性化阅读和传唱以及表演方式的革新（如流行歌曲演唱中的手拿话筒，吸气唱法、在舞台上边走边唱），都是对“文革”文艺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的反叛。在当时，谈论娱乐和消遣本身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以至于一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庸的娱乐性作品如香港喜剧故事片《三笑》在当时都引起观众的情绪上的激动。新时期初围绕着邓丽君的歌曲、李谷一的《三峡传说》、娱乐片《庐山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公众是否有权利自由选择消遣娱乐方式的论争。 在新时期初，通俗文艺与严肃文艺有着相近的精神内涵。当张洁、舒婷叙述爱情故事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时，港台言情小说大规模的爱情叙事，无疑有助于确立爱情在个体生活领域中的位置。对新时期初的大陆年青读者来说，早期传入的琼瑶、三毛等港台作品不仅提供了理想的爱情模式，还提供了由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理想状态：拥有工业文明带来的一切物质成果，也保留了农业社会的诗意（精神的、语言的）和温情，对痛感文化专制时代物质贫困、精神匮乏，正步入商业化社会的大陆青年来说这类作品无疑具有某种文化模仿的意义。在人物性格结构方式上，新时期初严肃文艺与同时期流行的通俗文艺也有相近的特点，即在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崇高与卑下……这些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进行叙事。 新时期初期，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在精神内涵上表现出来的若干相近特征，表明当代文艺在挣脱了“文革”文艺以后，不约而同地向人类母题回归的趋向。美国学者简·派·汤姆金斯在分析了斯托夫人的通俗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后得出结论“19世纪的通俗小说，代表了从妇女的观点重新组织文化的努力；这些作品无论在智力的复杂程度上，雄心上和机智上都很杰出。”④通俗文艺这种“重新组织文化的努力”其特点不是通过个体的创造性行为，而是通过群体性的表达来实现。当代中国通俗文艺的兴起也可作如是观，它表达的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在文化上的要求和牟求话语权利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