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2)04-0031-03 “先锋小说”也叫后现代主义小说，是指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兴起于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突破传统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的约束，采用能符合现代读者个性品质和心理需求并具有一定超前意识的全新理念创作的小说。影响比较大的有法国“新小说派”、美国的“黑色幽默”、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荒诞文学”等等。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先锋小说”不但在小说的话语方面有惊人的“转型”，而且其整个文化策略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以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为标志，一扫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重新生产出一套新词汇和新句法，彻底否弃传统艺术语言和叙事规则，使得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先锋小说作为后现代文化在文学上的表现，也由过去的一系列因果关系、逻辑连接下的可以感知、可以预测甚至可以把握主题和情节变为一组组抽象的、孤立的画面、图像和形象，叙述无线索可循，没有严密的时间规律和空间结构。“先锋小说”就像一个网状结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被当成一个局部，可以引起读者进入阅读。因此，人们形象地将“先锋小说”比作拼贴画、玛赛克，甚至迷宫。正如有人在评论法国先锋作家阿兰·罗伯—葛里叶的小说时所说：“他的小说不仅具有灵动的想像，而且具有个性的思索和异乎寻常的文字游戏的态势。他的作品里虽有人物但很不具体，虽有故事但几乎没有合乎逻辑的线索和情节。他的作品不是由情节和冲突来贯穿的，而是由无数的意念拼贴而成的。阿兰·罗伯－葛里叶的这种创作风格大大地超越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惯性思维和定势思维。他的小说具有散文式的结构和大跳跃的时空转换，里面的许多片断都是通过人物的精神活动和心理反应的折射而表现出来的，令读者无法识别他所描写的故事全貌。”“先锋小说”的这种变异使现代读者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他们渴望以对话者身价介入小说创作，其阅读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要求小说创作尽可能多的提供可供自己创造的主观空间；二是重新回到传统的经典名作中去，用现代阅读理念与经典对话，于是一些经典名作重新“复活”。本文着重探讨“先锋小说”在叙述结构和小说的表现层次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及其对读者阅读主体性的影响。 一 “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线性叙述结构的否定 “先锋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叙述方式上对传统小说提出了挑战。“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用新小说派理论家让·里加杜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先锋）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种叙述的探索冒险”。 传统小说线性叙述首先要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就决定了作品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开场各有千秋，但都明晰地向读者介绍清楚了有关小说的一些具体情况，读者对这一“逻辑起点”是不可以忽略轻视的；其次，传统小说在“逻辑起点”之后有一个作者事先设计好的“骨架”。这个“骨架”实际上是作品的总纲，既支撑着整个作品，也串连起了整个作品的各种逻辑关系。所以，阅读传统小说，读者总是习惯于一部作品讲清楚一件事或一些事，讲得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合情合理，那样有始有终，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通常对其中主要人物的结局给以清楚的说明。如果把阅读小说比喻为进“迷宫”的话，那么传统小说的“迷宫”还是可以寻找和总结出一定规律的，至少作者对它的线路程序是清楚的。当然读者在“迷宫”中的感觉也是一种旅游者的心态，要服从作者一一安排。实际上，传统小说的作者虽然常常独具匠心，但读者至多作为一个欣赏者而被确认，他们很难超越作者的认知空间，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抛弃作品的“逻辑起点”和“框架”。正如阿兰·罗伯特—葛里叶在《未来小说的道路》中所说：“传统小说的人物总是被作家强加于他们的‘解释’所不断激动、困惑和毁灭，不断地被投入一个非物质的、不稳定的‘彼处’——遥远而模糊。” “先锋小说”有自己的一套创作主张。他们首先认为小说就应该像一个“迷宫”，而且这个“迷宫”根本不存在“起点”和“骨架”；其次，他们觉得读者进了“迷宫”怎么走，没必要由谁来告诉，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大胆创意。只有让读者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任何参照，只有自己的感觉和理性在起作用，这时才能刺激读者的兴趣，才能让他们有创意地理解周围的一切，才能充分体验到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像福克纳、卡夫卡这样一些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干脆只有代号，人物的性格刻划也不再被重视，代之以更多的抽象含义。而物在小说中却占据重要位置，甚至排挤掉人的地位。他们认为情节不再是“小说的中心”，没有必要去追求表现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内容。像新小说派的一些小说的故事可以任意地从一个片断跳到另一个片断。新小说派女作家萨洛特的小说《行星仪》中的人物关系被象征化，其中每个人都被比喻为如行星仪上的分子而相互运动，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采用了情节错割的手法，把许多事件穿插起来进行描写，产生一种主体交叉和同时性的效果。比如，写屋子里的不孩学钢琴场面时，至少有三个场面同时出现：海涛、晚霞，特别是码头上的女尸及围观者。小说的主要情节有两条，但在叙述方法上又制造了无章可循的特点，一方面是把两条情节线索各分成小段穿插着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是现实和回忆交织在一起，从而造成一种若隐若现恍惚浮动的梦幻气氛。被认为从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时代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若，1983年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同样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具体的人物。全书由39个零碎片断组成，这些零碎片断主要是对物的描写，读者可根据这些物象随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任意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