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83年和1987年两次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之后，中断了十多年的中美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双边理论对话于今年恢复。由清华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于2001年8月11-1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总主题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千年”。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1)比较文学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回顾；(2)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3)文化研究及其在中西方的不同形态；(4)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及其东西方变体；(5)全球化及其对未来人文科学的影响；(6)中西方重要理论家比较研究；(7)20世纪中美文学交流探讨；(8)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会议由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和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麦克尔·霍魁斯特共同主持。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中美两国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其中中美双方分别派出正式代表15人和10人，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精神。本文仅从下面几个方面对与会代表发言的要点进行述评。 在当前的语境之下，讨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都无法回避全球化这个热点问题。布劳德海德（耶鲁大学）紧紧扣住全球化这个主题，一方面回顾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是如何在耶鲁发展成长乃至跻身于世界学术前沿的，另一方面又总结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他指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一词表示对一个旧的或既定的学科所做的新的工作。比较文学是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学科，但它同时也是跨文化历史的产物，它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大学内部或周围发生的交流形式的变化。当代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既含有文化的同质性，同时又保持各地方的文化差异，这确实是一个悖论，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可望成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之间不断进行协调沟通的鉴赏家。其次，由于比较文学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它需要提防一种隐含的概念霸权主义。在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来自与外域思想的交流和它们在新地域的新格局。如果我们让这种交流基于一种真正开放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形式。最后，在比较文学即将进行变革之时，它需要思索自身学科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什么。无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结果如何，它将不会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团体的结果，而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们的广泛对话的结果。孙景尧（上海师范大学）作为较早将这门学科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位国内学者，首先回顾了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特征，他接着指出，由于早期的比较文学已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在欧洲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实际上只能算是欧洲文化传统之内的文学比较，而从非欧洲或非西方的视角出发我们则可看出许多不同，而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进行这样的超越文化传统之外的文学之比较显然是没有效应的。因此中西文学关系是一种超越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理应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曹顺庆（四川大学）向会议提交了书面的论文，他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首先回顾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提出了一种超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构想，即中国学派的学术立场，其核心就是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即考察异质文化传统的文学，因此，实际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之境地。在他看来，这应当是比较文学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未来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得以跻身国际同行中显示出自身特征的资本。 比较文学的崛起从客观上打破了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但中国文学仍然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少受到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观照，为此王宁（清华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重写文学史和文学经典重构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建构或断代工作刚刚开始。为了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学史断代，首先应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处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背景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年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理由不仅是基于政治事件的考虑，更是因为这一时代本身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开放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整体的自觉的世界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则可延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因为自1976年以来，中国文学掀起了第二次“开放”和“走向世界”的高潮，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潮流，与世界各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蔡振兴（台湾淡江大学）以最近在好莱坞获得极高票房价值和极大影响的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为个案，分析了文化上全球化的由东到西的运作之可能。他认为这一成功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且有可能为世界所接受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对此片的成功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但这种争论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电影文本的批评价值。冯川（四川大学）针对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普遍关注的“失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在国际学术交流史，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丧失了中国学者的立场和民族文化身份，相反，所取得的效果恰恰大于通过翻译的中介和仅仅与西方汉学界的有限度的对话。毫无疑问，随着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和在外语上的造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直接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讨论将成为可能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针对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命运，不少人都表示出了忧心忡忡。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探讨了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的权威性。他从对古往今来的西方文学及批评理论的回顾之角度论证道，文学的权威性源于对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对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时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一虚拟现实的重要特点是：我们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这部分虚幻现实，当作者把他们放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便永远无法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所以他认为，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谈到比较文学学者的重任时，他指出，要想了解另一种文学的精神实质，最好能够直接阅读书写那种文学作品的语言，虽然他本人通读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编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选，但他相信，距离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实质还差得很远，他甚至希望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以便能够学好中文。还有一些中美学者则从某一文学文本切入，通过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例如曹莉（清华大学）所选取的就是英国女性小说家A.S.白尔雅特的小说《占有》，虽然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中并不熟悉，但在英语文学界却十分看好，并被当作一部后现代文本来研究。通过细读，她发现，这是一部有着多重文学代码和意义层次的小说，因而其中显示出的不确定性和互文性特征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解构这一基点上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