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蔡春(1974-),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华南师范大学 教科院,广东 石碑 510631;易凌云(1976-),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与幼儿教育。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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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2)05-0005-04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回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圈,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1]。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2]。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一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3]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3],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二、可能性域、可能世界与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可能,但世界决不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域。每个研究的“一种可能”就表明了丰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诸种可能性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外延非常广阔的可能性域。它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在其中,不同可能性共存,而且诸可能性之可能度也存在着差异,它标志着我们从线性领域进入到了多维空间。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任一可能世界都与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不同,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存在,使我们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省及对教育进行改造的理想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诚然,我们的教育理想或许是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中的某一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机会是从可能性域中进行可能性判断与组合,去寻找新的可能的教育世界,因为理想即为一种价值期望。教育理想作为教育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无时无处不在“窥视着”现实的教育,从而不断地促成了教育从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转变。

      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教育之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想的形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深刻思索,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则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学研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式的探究,教育学研究还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或者说,只是一个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观点,即是自己教育理想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途径之一。“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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