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理性的意蕴 价值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中。韦伯把哲学上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并把它区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种。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反之，对价值合理性行动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恰恰是当下所要全力关注的问题，至于行动可能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韦伯认为，这种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分离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在科学技术和人类功利追求的双重挤压下，近现代人类理性观念所经历的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得到扩张，价值理性不断萎缩的演变过程。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这种观点，价值理性是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价值理性根置于人们的宗教信仰或哲学理念，它是关于人生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的合理性。价值理性是人生存的价值基础，是人信仰的依据，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安身立命之木。价值理性的遮蔽和失落必将给人带来价值的贬损、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坍塌。 中国现在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时期，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但是，如果我们不回避现实的话，我们应当承认当前国人在精神信仰、价值理想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蕴涵着深刻的危机。这可以从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道德滑坡”、“意义失落”、“精神危机”、“价值真空”、“行为失范”等现象中看出。这种种危机的存在就是由工具理性的肆虐和价值理性的迷失造成的。 二、价值理性迷失的表现 1.道德感和社会公德心的缺乏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在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近些年来我国人民包括青少年一代的道德感、公德心是十分缺乏甚至是沦丧的。这可以从我们社会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旁观者冷漠”现象中得到证明。“如，广州市一孕妇被流氓公然侮辱，全身衣服被扯落扒光，200余人围观，无一人救助。在杭州开往温州的旅游汽车上，一位歹徒公然强暴两名年轻妇女，12条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居然像沉默的羔羊，听任歹徒对妇女施虐。山东省泰安市中学教师于元贞在农贸市场因抓贼被歹徒刺断大腿股动脉，躺在血泊之中一个多小时无人救助，数百人不仅袖手旁观，反而为行凶歹徒让道。”（注：邵道生：社会的发展与道德的衰退，《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1995年9月16日，在广州珠江边，一名落水的16岁中学生在众人淡漠的注视下丢了命。（注：南方日报，1995-10-10。）1996年11月17日，深圳宝安区沙井一位打工妹在市场购买衣服后返回工厂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当场晕倒在地，头部血流不止。当时围观者近百人，但无一人出手相救。（注：南方日报，1996-12-5。）“1996年9月笔者听到北京东城一家书店的刘老板诉说：本市某处小孩落水，围观者很多，只有一名外国留学生跳入水中救人。上岸后发现他脱下的皮鞋和手表已被人顺手牵羊拿走。”（注：丁学良：救救大人，《天涯》1998年第5期。）大量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道德感和社会公德心的缺乏日益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障碍，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定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失范。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由一元的共同社会向多元的集团社会转变。由于社会集团的多元化，使得人们的生活的自由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人们不再象过去终身依附于某一特定的集团，而表现出了游离于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这就使得人们的交往日常广泛而肤浅，人际关系日益淡漠而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形成共同的生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和生活习惯。“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往往又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使得人们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行为是适当的，什么行为是不适当的没有统一的认识，人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行为选择持比较包容的态度。因此，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情感以及共同的行为评价标准，集体意识也变得淡漠，人们不再完全认同社会所赋予的社会角色，也不再把履行道德规范视所理所当然。”（注：麻美英：现代社会的失范和规范重建，《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在当代，随着结构的不断变迁，社会道德日渐衰落，社会精神日益萎缩，人的价值日益贬损，人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物欲的满足而忘却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与关爱。正如池田大作所说的：“在物质文明所笼罩的当今世界，‘个人对人生的责任’这一概念早已消失。当今世界是，人只是独立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只追求自身欢乐的满足。”（注：池田大作：《我的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人际关系陌生 人际关系正常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表征，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健康的主要标志。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最可怕的是孤独和寂寞。隔绝一切人际关系、断绝一切人际交往的人，会逐渐变成行尸走肉。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还要追求精神需要，而在人的精神需要中，人际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为人是情感的存在，人需要别人的情感、爱、关心等来蔚藉自己孤独、寂寞的心灵。因此，以情为本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以挚爱换取真诚是人际交往的需要，以关心换取别人的温情是人际交往的目的，以呵护换取别人的纯情是人际交往的追求，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整个社会是人际交往的准则。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工具理性的猖獗以及价值理性的迷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泛滥，致使当前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陌生感、紧张感和异化感。最突出的表现在一是冷漠化倾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冷淡、心理距离增大，缺乏对他人的关爱、同情，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1993-1995年的三年间，社会公众对社会风气的不满非常强烈；1993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风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注：参见何清涟：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二是商品化倾向：“在人际交往中，圣洁、纯净的精神上的相互交流逐渐被物质所取代，名烟名酒成了人际关系的‘外交使节’，金银首饰成了关系亲疏的‘度量衡’，人际关系中的‘铜臭味’越来越浓。”（注：江畅等：《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437页。）“人情人情，没礼不行”，“放上两条烟，顶你说半天”，“放上两瓶酒，要啥都会有”。中国古代传统美德的“礼尚往来”被演绎为“礼‘上’往来”；“礼物”成了人际交往的“宣誓词”和“敲门砖”；“礼轻情意重”的千年古训被“礼重等于情浓”的现代观念所代替。于是乎人际交往以礼物论亲疏、以经济为条件、以金钱为尺度。你有权、有钱就笑脸相迎，一切好办；你没权、没势、没钱，则是一张冷脸，两眼秋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现在人际交往的“含金量”越来越高，然而人间的真情却越来越淡。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在一片交易声中，人失去了宁静的港湾，失去了心灵的依附地，成为物的奴隶，成为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注：江畅等：《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437页。）人在物的交换中，在冷若冰水的人际关系中，出卖了自我，丧失了精神，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